不过，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选择，比之平庸入选者，更无安定性，随政局变化而变化，势所必然。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法党代表人物吕大防罢相，苏辙罢门下侍郎，四月范纯仁罢相，同时新法党章惇出任宰相。随后安焘、曾布等新法党都涌进执政集团，政局为之一变。在政局变化的当月四月，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年号也由元祐改为绍圣。所谓绍圣，一说是绍继神宗，二说绍继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在新法时期被视为是宋代的孔子。总之，年号的改变就等于是公然宣言全面恢复新法政治。四月癸丑十二日改元，翌日十三日首先做的就是，把王安石送进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诏故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
    王安石配享后，短期内，在神宗庙庭，其还同富弼处于和平共处状态。不过，让生前对立的人来陪伴神宗，叫人觉得别扭，不知是不是也吵得神宗不得安宁。所以随着新党势力的张大，不过两年，就将富弼逐出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三年二月十二日，诏富弼罢配享神宗庙庭。”
    以上所述并不是最后的结局，配享风波还远未中止。南宋建立，痛中思痛，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所以政策陡然一变，对王安石等新法党予以否定性的评价。这种政策转变也波及神宗庙庭配享。《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建炎)三年夏，久阴不解，诏百执事赴都堂，给札条具时政阙失。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
    政治的风云变幻，也让逝者不得安宁，盖棺难以论定。
    哲宗庙庭的功臣配享，前面的表格所示为司马光，那是最终结果。其实，最初为蔡确。《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徽宗崇宁元年二月九日，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此后所引《政和会要》载：“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第硕属内臣阎守懃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庙，晨夕常与之俱，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为德甚厚。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
    最终的变化随着王朝的重建到来。南宋高宗在宣布承继大统的当月建炎元年(1127)五月，就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以收拢士大夫人心。《宋会要辑稿》礼11-4载：“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五月八日，诏曰：朕惟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立哲宗皇帝为皇太子，遂嗣大统，藩王初无觊觎，大臣未尝异论。其事载于《神宗实录》。及垂帘听政，保佑哲宗，有安社稷之功。二王出居外第，所以别嫌明微，德意深远。比者奸臣钩党附会，敢以空造之言，仰诬盛德，着于史谍，以欺天下后世，闻者莫不愤惋。《神宗皇帝实录》，章惇提举修撰，审有建立之功，不应乃自刊削不载，参考其事，本末甚明。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十七日，蔡确追所赠太师、汝南郡王，责授武康军节度副使；蔡卞追所赠太师、卫国公，责授宁国军节度副使；邢恕追所赠少师，责授常德军节度副使；蔡懋责授单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寻有诏，以司马光配飨哲宗庙庭。”
    徽宗庙庭配享，进行于得知掳于金国的徽宗驾崩之后，为绍兴八年(1138)。是时，王安石的新法及其追随者的新法党人已经被彻底清算否定。所以，庙庭配享根本轮不到徽宗朝的政治舞台主角蔡京，于是倾向旧法的韩忠彦便被选中。
    再看南宋。南宋高宗的庙庭配享是在高宗去世的第二年淳熙十五年(1188)。最后确定为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文武各二人。不过，人选在确定前后颇有争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庙配享议》载：
    洪景庐初建高庙配享之议，首采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上亦尝谕以文武欲各用两人。景庐因即以吕、赵、韩、张四人为请，乞付侍从官详议。从之。十五年三月庚戍也。后三日，从官议上。时韩子文彦质权工部尚书，以嫌不预议。而兵部尚书宇文子英为议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绩，见称于世，宜如明诏，配享庙廷。议者葛楚辅、叶叔羽、刘国瑞、王诚之、陈安行、李献之、谢昌国、吴子居、章德茂、林黄中、郑惠叔皆无异议，奏上报可。其日癸丑也。是时，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张、赵两公同配。又谓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而诏旨已下，莫敢有言。
    本来，事情至此，似乎就已经结束，但杨万里又上奏反对。《朝野杂记》接着记载道：“后三日丙辰，秘书少监杨廷秀独上书争其事。谓今者建议之臣，曰欺曰专曰私而已。”杨万里认为应当以张浚配享高宗庙庭，他列举“张公有社稷大功者五”。过了两天，孝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朝野杂记》载：“后二日戊午，辅臣进呈次。上谕以臣僚言张浚有复辟之功，卿等可检照文册，询访事实。上因言魏公两败事，又昧于知人，却是有志。盖上意犹有以庭秀之言为未可也。而王、周二相略无开陈，但唯唯而已。”
    从这一记载看，杨万里的提案既没有得到孝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当时的宰相王淮、周必大的支持。如果说孝宗的这一发言还只是带有倾向性，那么又过了一天孝宗的发言则明确了意见。《朝野杂记》载：“上谕大臣曰：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事。迈虽是轻率，万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后正直乃可贵耳。于是二人皆乞补外。后十一日，诏景庐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廷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
    配享人选争执的结果，让提案者和反对者都离开了朝廷。张浚是否该列入功臣配享另当别论，杨万里说洪迈的提案出于私意也无从认证。不过，杨万里提议加入张浚，亦并非绝无私谊在内。杨万里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后，结识了贬谪中的张浚，后来张浚重新出山，提携了作为门生的杨万里。杨万里跟张浚之子张栻的关系也极好。所以杨万里提议张浚配享，既出于公心，亦包含报恩的私谊。世传有同乡之谊的宰相周必大与杨万里晚年不甚相得。如果属实的话，争配享事件也是原因之一。
    据《宋史》卷四二《理宗纪》记载，吏部侍郎章森还提议以张浚、岳飞配享，也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