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庙庭配享最初只是陈康伯一人。当时，有人企图将曾是强大地方势力的吴璘推进孝宗庙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高宗孝宗配享功臣》载：“宝文阁待制吴总上疏，请以其父璘配飨庙庭。不报。”吴璘没有作为配享功臣成功进入孝宗庙庭，那是因为提议者吴总的能量不足。而在孝宗去世二十七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史浩则成功地进入了孝宗庙庭，堂而皇之地成为配享功臣。我们翻检嘉定十四年的史册，当时正是史浩之子南宋有名权臣史弥远的专权时期，因此以对金主和派出名的史浩居然得以成为主战君主孝宗的配享功臣。历史的讽刺实在不敌现实的势力，活人不在乎死人的尴尬。
    绍定六年(1233)，长期专权的史弥远死去，即位已达十年的理宗终于得以亲政。是时，寂寞的宁宗庙庭方迎来配享功臣赵汝愚。《宋史》及《宋会要辑稿》均失载有关的赵汝愚配享议案。不过，我在魏了翁的《鹤山集》卷二○却找到了《奏乞将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廷》札子。札子的开头写道：
    臣诚不佞，陛下过听，使之待罪大宗，俾典邦礼。重惟国之大事，无先宗庙。今祫享在即，有当先事奏陈者。倘犹以婴祸触讳为疑，喑不一言，臣为旷官。窃见先帝未祔庙之时，尝下礼寺，集侍从、两省、台谏、礼官、馆职议功臣之配食者。臣时忝备从臣之末，为故相史弥远言，此无出于赵汝愚。弥远既是臣言，而同列异心，未及集议，遂使庙食乏侑十有余年。陛下始亲大政，李心传在外上封首陈此议，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后异时，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词，如出一喙，亦足以见人心之同然。
    由魏了翁的奏札可知，在理宗祔庙前，朝廷曾经讨论过宁宗庙庭功臣配享之事，因意见未能一致而延宕。魏了翁的奏札虽然提及史弥远同意以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的意见，但我怀疑还是权相史弥远阻挠了此事。不然，以史弥远之权势，既然可以动用一通诏书就让其父配享孝宗庙庭，让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也并非难事。可见，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结，也使历史人物难以安息。
    五、功臣的余泽
    功臣配享先皇庙庭，不仅显示了朝廷主事者的历史人物评价立场，还给进入庙庭的逝者罩上了最辉煌的荣誉光环。此外，给这些功臣的子孙家族也带来很多实惠。《宋史·礼志》记载：
    初，仁宗天圣中郊祀，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陈洪进等子孙以官。元丰中，诏景灵宫绘像旧臣推恩本支下两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无，取齿长者。若子孙亦绘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绍圣初，林希请稽考庆历以后未经编次臣僚，其子孙应录用者以次编定。寻诏：赵普社稷殊勋，其诸孤有无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长幼为序，毋过三人。崇宁初，诏：哲宗绘像文武臣僚，并与子若孙一人初品官，若子孙众多，无过家一人。又录录艺祖功臣吕余庆族孙伟及司徒富弼孙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马光之后再绝，复立族子稹，稹亦卒。今虽有子，而光遗表恩泽已五十年，不可复奏，请许移奏见存曾孙，使之世禄。从之。
    可谓是功在史册，泽及子孙。《宋史·礼志》的记载仅止于北宋，不及南宋。这当是元人编纂《宋史》时宋朝国史的阙如。不过，可以推测，既然功臣配享的制度被延续下来，对功臣家族子孙的优待政策亦不会改变。
    以上，考述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的由来，概述了历朝功臣配享，并将功臣配享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16)
    从宋代的功臣配享历史看，功臣配享于先皇庙庭，尽管是模仿人间王朝，在冥界构筑起另一座显示无上权威的政治金字塔，但宋代已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开始向权威化、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因此，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
    虽然南宋的高宗配享也选择了文武搭配，但这种形式止此一朝。这样做既有主战的孝宗安抚军队的意图，也有将高宗模仿塑造成新的太祖以强调正统的考虑。不过，当以上这些不需要再过于凸显，士大夫政治以宰相专权的形式获得极致发展的以后历朝，配享又成为文臣的专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洪迈在高宗配享议案中所说“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出于翰苑，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也在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
    由于功臣配享的人数极少，似乎入选配享者似乎不足以全面囊括该朝的一流人物。然而这多是后世人们的观感。固然，出于关系考虑与利益权衡，还有政治势态的制约、政局变化的曲折，成为配享功臣的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然而，这毕竟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而后来的撤换反复，则又反映了彼时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治史者必须要留意到这种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