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由编辑做起而走上领导层的员工，曾三进中华书局，前后任职达30年之久。他大学上的是理工学校，喜爱的学科是化学；肄业后教的是国文，课余研究的又是汉语语法和修辞，与历史毫无关系，但因老师张相的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当上文史编辑，从此与历史结缘，走上研治文史的道路，参与了清末民国新史学建构的历史行程。
    一 早年经历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芚厂，浙江金华人。其父名金城，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读书人，安于清贫，以教书为生，终身不应科举。兆梓有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和大哥金兆丰相差20岁。除四兄不愿读书外，他们个个以读书好出名。长兄兆丰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提调等，撰有《清史大纲》、《校补三国疆域志》、《中国通史》。金兆梓曾推荐儿子读《中国通史》，说“此书与众不同，是按地理、经济、农田制度、官职制度、兵制、外交、学术等的历朝演变写的，难度较大，是一本好书”①。应该说金兆梓后来从事文史编辑、研究工作，多少与受其大哥的熏陶有关。金兆梓的二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金华最早参加辛亥革命者之一，民初曾任浙江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晚年长期长中华戏曲学校，写过不少剧本。金兆梓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才干。他的三哥早年思想进步，鼓吹和传播维新革命思想，后留学日本，习法律，历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宁波检察厅厅长等职，留给金兆梓的是不畏强权的“硬汉”形象。
    在哥哥的影响下，金兆梓的学习也很优秀，“年十二，应县童子试，得案首，县中人争相揄扬”②，誉之为天才。其儿子曾问及此事，金兆梓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我自己不认为是。”后他改从学校教育，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预科。1913年春，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金兆梓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被录取。第二年暑假，他听说母亲病重，便赶回金华探望。但其母实无大病变，只是体质太弱，生活太孤单所致。医生说要完全恢复健康是困难的，但如有一个儿子在家相伴，使家中气氛不致太冷落，心情舒畅了，也许还能延寿几年。金兆梓听罢就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请求准给一年长假，在家侍奉母亲。果然其母延寿了五年，但是他的准假早过，便从此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多年后，其儿子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们不回来，却单要你辍学侍母”？他沉默良久才说一句：“我是靠兄长们资助读书的，那有你们这辈福气”。③
    金兆梓辍学后，就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最初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教国文。该校前身为金华府中学堂，与金兆梓家颇有渊源。其父主持过该学堂；他大哥不仅在那里读过书，而且教过书；他二哥曾任校长；三哥也在那里教了两年书。等到金兆梓去教书时已改名省立七中。因为金家全家都与该校有关，金兆梓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教学十分认真。担任校长后，他针对当时师生因循保守进取心不强的情况，积极从事整顿改革：一方面尊重教职员工，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则经常与学生接触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业，帮助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④
    1920年秋，金兆梓应聘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教授汉语语法和修辞学等课程，其讲稿“国文法研究”、“实用国文修辞学”经过修订，均为中华书局所出版。由此机缘，金兆梓进入中华书后从事编辑工作。
    二 三进中华书局
    金兆梓一共三次进中华书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8年⑤。据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一文所述，金兆梓第一次进中华书局是为生活所迫：“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积欠北京教职员工的工资为数甚巨，先生迫于生计，乃于1922年春受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之聘，第一次进书局担任文史编辑”。⑥但金兆梓自述并非如此，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他写道：“记余与先生相识，尚在民国十一年。其时余正在北师大任教，裒集在校讲国文法之稿，颜曰‘国文法之研究’，加以整理排比，敝帚自珍，径致中华，丐其出版。先生得余稿，当以畀编辑所，时阅稿者适为业师张献之夫子。张师时适主持文史，颇需人相助为理而未得，遂请之先生约余入局。余重违师命，乃由平之沪。”在另一篇他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所写的文章里，他也说：“我头两次进中华书局的引进人，是我在中学里的文史老师张相--张献之先生。”⑦正是在张相的引导下，金兆梓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原是个北洋大学矿冶系的学生，平日在学校中所喜爱的学科要算是化学，但我一生的工作中，却从来不是化学而是历史，尤其是教科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向呢，就是因为老师张相调教的缘故：
    我初次进中华，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一进局，他就教我编著一部新学制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我推说历史非所素习，不好胡乱搞。他鼓励我并且允许我尽量帮忙。师命难违，我只好担任下来。在这书的编著过程中，他就用带徒弟的方式督促我，教导我，使我勉强编成这么一部书。不意这书一出，半年中销数便达二万五千部。这样的销数，在现在不足奇怪，在1922年的中国，可就是破天荒的事了。于是就有人恭维我是个历史教育家了。其实这是张老师作成我这不虞之誉的。但从此我却不能不钻研历史了。我的为学前途也便从此转了向。⑧
    虽然初任编辑就取得不俗业绩，但金兆梓似乎并未爱上这一行，仅工作一年，便考取外交部主事，复去北京任翻译。六年后的1929年，他第二次进中华书局工作，引进人是陆费逵和张相：“民十七，余挈眷南归，道出沪上，以旧谊谒先生（指陆费逵）暨张师于静安寺路总厂，时则国民革命军方底定江南，一时人心大慰，民气因之发扬。先生认文化教育之业为百事之基，欲有以辅助国民革命之鸿猷，坚邀相佐。余当时思归心切，请俟诸异日，先生乃挽张师屈趾旅邸者至再至三，余感其□殷，乃重理旧业”⑨。这次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时间长达23年。这23年，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