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孟达降魏,蜀汉建兴年间(222-237),孟达归蜀不成而被司马懿所诛。关于孟达事件,着名史家田余庆先生曾着有《刘封与孟达》一文①,进行了精辟的论说。但是并非题无剩义,在涉及孟达的这两个看似孤立的事件中,不时出现诸葛亮的身影,为我们研究诸葛亮治蜀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孟达降魏与蜀汉新旧矛盾 建安二十四年,副军将军刘封与宜城太守孟达忿争不和,刘封公然抢夺孟达的鼓吹,导致孟达率众降魏。从表面上看,孟达降魏的导火索是孟达与刘封的个人忿争。追究到深一层,本文认为,这两件事涉及蜀汉政权内部的新旧矛盾,而且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刘封的这种做法,使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化,并且表现出一方欺凌另一方的事实,最后迫使被欺凌的一方愤然出走,这才是孟达降魏的根本原因。应该看到,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刘封本人,而是刘封背后的刘备。 孟达,字子敬,扶风人,《三国志·明帝纪》谓之“才辩过人”②,魏大臣刘晔称其“恃才好术”③,而司马懿也认为孟达“言行倾巧”④,足见孟达足智多谋,善于巧辩。建安十六年,刘璋为抵御曹操,派遣法正、孟达各领兵二千迎刘备于荆州,孟达留驻不返,从此跟随刘备。⑤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以孟达为宜城太守。刘备虽然欣赏孟达的才能,却对他并不信任,这应与孟达原为刘璋旧部有关。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奉命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随后乘胜进攻上庸。刘备这时表现出了对孟达实力壮大的不安,“阴恐达难独任”⑥,于是派遣养子刘封自汉中率军顺沔水直下,至上庸统领孟达之军。刘备命刘封统孟达军队之时,就为这场忿争埋下了祸端。上庸之战后,参与战斗的部将如刘封等人均受到嘉奖,孟达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可见刘备重用所亲,对孟达始终怀有戒备之心。客观地讲,刘备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涉及三国时期最敏感地理位置即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的问题。 房陵、上庸、西城三郡,本为益州汉中郡所属的三县。建安末年,三县改为郡⑦,是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此三郡因“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⑧。东三郡地形复杂⑨,彼此又通过山脉和水路连接,可以称作一个“三不管”的地区。同时,东三郡南部为吴、蜀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相对闭塞,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又可割据自保。因此魏、蜀、吴三国都企图对东三郡施加影响,占为己有,各个政权对东三郡的争夺也是三国战争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章。 刘备攻蜀之时,东三郡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房陵太守蒯祺出自南郡土族⑩,驻有相当的兵力;上庸太守申耽与其弟申仪也多有部曲自守(11)。在刘备看来,孟达占领房陵之后,自然接收了蒯祺的部下,实力有所增强;如果再攻破上庸,进而吸收了申耽、申仪兄弟的部曲,那么孟达的军事实力就不容小觑了,这样的局面是令刘备有所顾虑的。更何况,东三郡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孟达如果攻破了上庸,就等于占有其中的两郡,那么就有可能在三国边境上割据自保,到时再来消灭就非常困难了。当然,更让刘备担忧的是,孟达属于刘璋旧部,不是刘备所在的外来势力的铁杆成员。在刘备看来,如果上述设想成为现实,孟达如与蜀汉内部的益州势力相呼应,蜀汉新政权将会腹背受敌,这才是让刘备“阴恐达难独任”的主要原因。为了遏制这种事态的发展,刘备不能让孟达的势力扩充,必须找人接替孟达的位置。因此,刘备派遣刘封、李严与孟达共同攻打上庸。(12)李严虽然具有军事才能,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而作为刘备养子的刘封,才是这次战争的主要领导者。 刘备在孟达攻打上庸的途中,临时换上刘封统领孟达的部队,这个做法本身就代表了对孟达的不信任。而攻破上庸之后,刘备显授刘封为副军将军,对孟达攻破房陵之事未有任何加赏,也加深了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孟达叛蜀降魏的步伐。同时,在分析孟达降魏的原因时,要注意到除了刘封抢夺鼓吹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孟达曾经拒绝发兵营救关羽,惧怕被刘备责罚而畏罪潜逃。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孟达未救关羽也有不得已的理由。 由前文可知,刘封、孟达、李严等人奉命进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虽举城投降,但局势并不乐观。刘备调遣申耽家眷及宗族到成都,而申耽的大部分兵力仍然滞留在上庸,同时,申耽之弟申仪又被封为西城太守,因此申氏兄弟在上庸、西城之间仍然拥有大量游散的土豪武装,(13)对刘备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在当时能够牵制这股力量的,只有驻守在上庸、房陵的刘封和孟达的部队。而申耽、申仪后来投降曹魏(14),也间接证明了当初刘封、孟达驻兵留守的重要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申仪与孟达不和,即使两人降魏后也屡次发生争执,(15)这也有可能与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在房陵遏制其势力发展有关。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孟达未救关羽的缘由也随之浮出水面:关羽围攻樊城之时,正值上庸、房陵二郡刚刚平定,需要大将对其进行安抚与威慑。樊城、襄阳虽为荆州的重镇,但就地理位置来说,处于孙吴管辖的范围,当时对蜀汉来说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东三郡作为魏、蜀、吴三国的边境,是蜀汉的门户,其重要性要远比襄、樊二镇大得多。设想刘封、孟达因救关羽而失去上庸、房陵二郡,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况且就距离来说,即使刘封、孟达出兵,他们的援兵与孙权派遣偷袭关羽的军队相比,也未必能够及早到达。因此,孟达最后的决定,就是拒绝支援关羽,这也许是孟达在当时能够做出的唯一抉择。不幸的是,关羽的兵败身死,引来了刘备的怨恨。这对孟达来说,亦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刘封对这件事的处理方法同孟达一样,这也成为后来刘备赐死刘封的理由之一。此外,在赐死刘封这件事上也隐约可以看到诸葛亮在调节蜀汉新旧势力关系上的基本原则。 孟达降魏后攻打上庸,在给刘封的一封信中指出,刘禅被立为汉中王太子之后,作为养子的刘封在蜀汉政权的地位将非常危险,此次战役若失败,自然会受到谗毁,“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16)。在之后的交战中,因申耽、申仪临阵叛降,刘封被迫退回成都。刘备果然对刘封不救关羽、侵凌孟达之事进行追究,为平息益州势力的不满情绪,也为蜀汉政权后世的稳定着想,加上诸葛亮虑其刚猛,担心刘备之后的君主难以御制,劝刘备斩绝后患。于是,刘封被赐死,孟达之前所言“左右以间与汉中王”的人,竟然是丞相诸葛亮,这是令人意外的事实。 从孟达叛蜀降魏的原因来看,是蜀汉政权初期新旧矛盾的一次爆发结果,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刘备本人。而诸葛亮在其中起到了平衡新旧势力的作用。在后来诸葛亮劝降孟达以及孟达败死事件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诸葛亮对待非荆襄势力的危险人物的具体行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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