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一中，我们可以确定这封信是在李严移屯江州之后所书，时间当在建兴四年(36)之后。结合史料二，则知该信应具体写在诸葛亮与孟达书之后。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封信联系起来分析，其内涵一目了然。
    魏黄初七年三月，魏文帝曹丕病重，五月，曹丕去世。此时，正是诸葛亮南征归来、锐意北伐的前夕。在魏室新旧皇权交替之时，诸葛亮与孟达书，可以说别具深意。曹丕死后，孟达失去了皇帝的庇护，而早年与孟达亲善的尚书令桓阶、夏侯尚等人也已撒手人寰，因此，孟达在魏国彻底失去了中央的支持。孟达以降将自处于魏，手握边境大权，新君尚未登位，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种境遇，所以，孟达自然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可以想象，这时若有一方力量向他伸出援手，孟达必会感恩戴德，有所藉借。诸葛亮正是抓住这一契机，及时与孟达联系，计划策反孟达。
    在史料二诸葛亮致孟达书中，就明显地表露出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意思。这封书信的背景，是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归来，曹魏降人李鸿来投，言及几事。其中有一条是说孟达没有相信他人之言，认为诸葛亮并未劝刘备诛其妻子，(37)并对诸葛亮仰慕非常等言。诸葛亮听闻李鸿所言，就萌生了劝诱孟达投降、以此据有东三郡的念头。这封信也成为我们研究诸葛亮用人原则的依据之一。
    这封信中，诸葛亮首先对孟达现在备受“乖离”的处境表示同情，然后对当年孟达降魏的事件加以谅解与安抚，同时，诸葛亮也表达了愿与孟达结好的心意，诸葛亮劝降孟达之意昭然跃于纸上。
    据《费诗传》记载，孟达收到这封信之后，开始与诸葛亮往来，“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而史料一就是接下来的书信。值得注意的是，李严与孟达书也赫然列在其中。李严与孟达书，言“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应是向孟达传递招降的信息。李严在建安十八年投降刘备，孟达于建安十六年留在刘备阵营，此二人均原为刘璋旧部，又共同奉命攻申耽于上庸。李严虽然本质上属于荆襄势力的成员(38)，但是他与孟达经历相似，又和孟达共事过先主刘备，因此，他们的关系应该比较亲善。由同为降将的李严向孟达发出劝降的信号，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李严此番与孟达书，当是诸葛亮授意之下所作。蜀汉建兴四年，李严离开一直驻守的永安，移屯江州，李严与孟达书，要避免造成境外之交的嫌疑，因此将李严提前移至江州也是合理的安排。因此，李严与孟达书，发生在蜀建兴四年之后，即李严督江州之时，是有特殊的含义的。这也表现了诸葛亮心思细密的行事作风。
    在史料一中，我们知道李严与孟达书后，诸葛亮紧接着亦与孟达书，赞扬了李严具有很高的政治能力，同时也表达了对李严的器重。诸葛亮此举的意图在于以李严的境况来暗示孟达：如果孟达叛魏归蜀，将获得和李严一样的地位与权势。将史料一、史料二结合起来，就能够发现诸葛亮的用心所在。诸葛亮首先对孟达当时的处境表示同情，然后对当年孟达降魏的事件加以谅解与安抚，最后通过与孟达经历相似的李严的事例来劝降孟达，达到策反孟达的目的。
    蜀建兴五年，诸葛亮率众北驻汉中，经过多次的书信往来，诸葛亮的策反行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孟达送给诸葛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等物，传达了降蜀的信息，史料三、四、五、六、十即是最真实的记录。经过诸葛亮、李严等人的努力，孟达开始怀有降蜀之心。在与诸葛亮暗通款曲之初，孟达尚为魏臣，其行事必然要隐秘，防人耳目，因此先通过信物来表达心意是极其有可能的。
    史料十中的孟达与诸葛亮书，截取了原件的一句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信息。这封孟达与诸葛亮书中，提到西城郡附近的坂月川(39)。孟达赞川土沃美，此事当发生在孟达意图降蜀之时。孟达向诸葛亮提到自己所辖地区物产丰饶，除了炫耀东三郡的优越、增加投降资本之外，还有与诸葛亮谈论地形的可能。地势地形属于军事秘密，也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孟达与诸葛亮身为敌国双方，畅谈魏国军事重地西城郡附近的地形地貌，无疑不是闲聊风土人情那么简单。本文认为，这封信应写在孟达与诸葛亮达成某种共识之后，孟达向诸葛亮透露东三郡的地势地形，以表其降蜀的诚意。这段史料不见于《三国志》，看似孤立无用，但是现在把它放在孟达与蜀汉的关系中来思考，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意味。
    经过了与诸葛亮、李严等人多次的书信往来，孟达的降蜀之心日盛。然而，孟达还对曹魏抱有希望，这就造成了孟达游离于魏、蜀的局面。在史料八中，记载了孟达降蜀意图败露后，得司马懿书，又犹豫不决的情况，史料七《华阳国志》的记载也比较相似。在司马懿的这封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司马懿的足智多谋。司马懿首先利用魏文帝当初的宠信来唤起孟达的感恩之心，随后指出孟达当年叛蜀对蜀国造成的影响，断言孟达归蜀后的悲惨下场，这一点正中孟达的顾虑。司马懿最后还指出了郭模一事颇有端倪，使孟达心生疑虑。果然，孟达看到这封信后，开始对降蜀之事犹豫不决，从而耽误了时机，导致了后来的覆败。在这里，郭模事件是司马懿动摇孟达的关键，也是孟达不能决心降蜀的主要原因。关于郭模引起的问题将在后文详述，在此不作赘述。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事件中时有出现的还有孙吴政权。史料七中有“吴王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这一记载。《华阳国志》是晋人常璩所作，是研究蜀地唯一的可见资料(40)，可与陈寿《三国志·蜀志》互证，是“有补于史家”(41)的重要文献。《华阳国志》中出现的这段记载，未见载于《三国志》或其他史书，所以尤显珍贵。那么由此可知孟达除了在魏、蜀之间摇摆不定外，与孙吴政权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史料七中也记载了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的行为，可知孟达与孙吴确有瓜葛。史料九中，孟达遭司马懿围攻，“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则印证了这一推断。因此，孟达败死涉及魏、蜀、吴三国，是当时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孟达不但在魏、蜀之间犹豫不决，还与孙吴政权藕断丝连，这就注定孟达在关键时机不能当机立断，造成兵败身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