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在注《三国志》的过程中，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对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客观历史问题的见解与看法，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评论①。这种寓评论于注释之中的方式，是裴松之史注的一个特色。但是他的贡献并不止于就客观历史进行评论，他还就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史学自身的问题进行批评。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三国志》的注文中多有表现。但是囿于注释之体，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显得较为零散，这就需要我们爬梳整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一二，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古希腊学者卢奇安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1]真实，是史家叙事的“第一要义”[2]，但一般史家往往很难做到。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主要的部分就是对史家作史失实的原因进行分析：
    --“假为”
    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5《后妃传》注释甄皇后因为失意而生怨言终为魏文帝赐死一事时，引用了王沈的《魏书》。但王沈《魏书》与陈寿所记完全相反，在王沈笔下，文帝对甄皇后宠爱有加，并且甄皇后是病死而非文帝赐死。两相对比，大相径庭。裴松之对此批评说：
    《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3]。魏文帝杀害甄皇后已经是“事有明审”，但王沈大概是出于“假回邪以窃位”[4]的目的，竟然不顾事实，凭空捏造历史。这种史家自身有意为之的“假为之辞”，是从史学主体的角度去掩盖历史的真相，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是最为恶劣，甚至不仅仅是失实这么简单，已经关乎到史家的道德问题。所以裴松之对陈寿在记述此段史实不用王沈的史料给予肯定，这也反映了裴松之重视史书叙事的原则性。
    同时，裴松之还批评有些史家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造成史实上的虚伪妄作。在《三国志·魏书》卷21《王卫二刘傅传》中，裴松之就王粲劝刘琮投降曹操一事，引用了张骘的《文士传》。《文士传》记载王粲言辞中有“（曹操）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之句，裴松之说：
    孙权自此以前，尚与中国和同。未尝交兵，何云“驱权于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刘备却后数年方入蜀，备身未尝涉于关、陇。而于征荆州之年，便云逐备于陇右，既已乖错。……以此知张骘假伪之辞。而不觉其虚之自露也。凡骘虚伪妄作，不可覆疏，如此类者，不可胜纪。”[5]张骘所记言辞，初看并无问题，但是细究起来，却会发现他是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移接到此处，显然属于“虚伪妄作”。这与刘知幾所说的“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6]的失实情况十分相似。至于他为何如此，我们限于史料尚无法得知，但是这种造假的手法却是相当肤浅，裴松之就多次指出张骘才学浅薄，在歪曲史实的时候往往“不觉其虚之自露也”。
    --“专美”
    因为政治因素，三国时代的各国史官在记载同一件事时，往往出现不同的说法：要么是记载的截然相反，要么是一味地粉饰己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书叙事的失实。在《三国志·蜀书》卷32《先主传》中裴松之就赤壁之战引《江表传》为注释，但是《江表传》所引用的吴人的史料却是一味颂扬吴国，对于刘备方面则轻描淡写。对此，他借孙盛之口评论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7]如此事例尚可见《三国志·吴书》卷54《周瑜鲁肃吕蒙传》自注：
    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非载述之体也[8]。在裴松之看来，所谓“专美”就是各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过度粉饰己方的行为。过度粉饰，必然会掩盖历史真相，导致失实，这正是刘知幾所说的“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9]的作史弊病之一。
    --“改易”
    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需要参考众多书籍，所以对诸家史书的材料来源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也因此得以察觉一些史家存有改易旧文的现象，他说：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