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
    唐代刘知幾说得好：“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38]史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史书体例，裴松之的批评对象主要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类传与合传。裴松之在批评的过程中还就类传和合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可视为一家之言。
    类传的特点，古代史家多认为是“事类相从”[39]，或笼统为“以类相从”[40]，裴松之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文中常引用鱼豢的《魏略》，并在引用之前会分析类传传主共卷的原因，如“《魏略·列传》以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共卷”，他认为共卷的原因是“其器性皆重厚”[41]，即认为这是从“器性”的角度予以共卷，不仅仅是传主之间的事迹相似。又“《魏略·勇侠传》载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四人”，其中宾硕是汉朝人，按理不当纳入此传，但裴松之分析后认为“宾硕虽汉人，而鱼豢编之魏书，盖以其人接魏，事义相类故也。论其行节，皆庞、阎之流。”[42]所谓“事义相类”，其中“事”就是事迹，“义”则是指以“义”为代表的“器性”。这也是指传主们不仅事迹相似，“器性”品质亦要相当。所以，“事义相类”四个字可以说是裴松之对类传特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可为一家之言。
    类传体“事义相类”的特点也被裴松之要求运用到合传体中。自司马迁《史记》问世以来，列传中的合传大多以“时之先后”或“事类相从”为编排依据，如“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43]但裴松之在此基础上却有进一步的看法，即合传还要以传主的性格品质为共卷依据，他在《荀彧荀攸贾诩传》“评曰”后说：
    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44]。
    裴松之首先强调司马迁首创了“以事类相从”的合传，然后指出张良、陈平在《史记》中本不应合为一传，因为二者虽然都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45]的谋略之士，但品质相差太大，张良乃“青云之士”，陈平则是“盗嫂受金”[46]之徒，难以并列共卷。只是汉初谋士列于传记中的仅此二家，所以“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这就是说将二人合传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传主品质的考虑只能暂放一边。但曹魏之时，谋略之士尤多，如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皆是。虽然皆为谋士，但是他们之间的品质却高低不同。荀彧、荀攸叔侄二人当时即被誉为有君子之风，其他几人则远非其伦，“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47]贾诩更是如此，他本为董卓谋士，董卓死后，西凉军群龙无首，多欲遁逃西北，贾诩却主张反攻长安，并屠城以立威，裴松之于此注释说：
    《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余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可见贾诩确是毫无德行之徒，如此之人，焉能与百世楷模并列呢，所以裴松之说“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就是要求在传主事迹相当的情况下，还应当考虑传主的品质是否相同，所谓“其照虽均，质则异焉”即不仅事类还要质同。从“时之先后”到“事类相从”再到“事义相类”，这是他对合传发展的更高要求。
    三、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裴松之在文中还对史文表述多有批评，所用笔墨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史文繁简。史文的繁简问题，向来为史家所关注，刘知幾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48]。裴松之在繁简问题上十分关注。《董卓传》后陈寿的评语说：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松之于其后论述道：“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49]“贼忍”就是指董卓为人恶毒，这与后文“不仁”一词意思相同，既言“贼忍”又言“不仁”，故裴松之说陈寿用辞“为重”。
    又《曹冲传》中裴松之引王沈《魏书》注释：
    冲每见当刑者，辄探睹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劳之吏，以过误触罪，常为太祖陈说，宜宽宥之。辨察仁爱，与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
    裴松之于其后批评说：“松之以‘容貌姿美’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亦叙属之一病也。”[50]“容貌姿美”是指曹冲的容颜、外貌、身姿都很美丽，都是形容人的外在之美。但是这三者都属一类言辞，稍嫌重复，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为“叙属之一病也”。以上二则事例，裴松之都是要求文辞尽可能的简略，反对浮词过多。
    第二，关于史文烦省。史文的烦省亦是史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刘知幾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51]裴松之认为史家在叙事的时候不可“妄载”，尤其是不应采撰琐屑之言，以求史文之省。在这方面，裴松之的看法甚至近于苛刻。如陈寿在《宗预传》中记载了邓芝与宗预二人就彼此年龄相互调侃一事，其文如下：
    时车骑将军邓芝自江州还，来朝，谓（宗）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邪？”
    裴松之于其后说：
    ……松之以为芝以年啁预，是不自顾。然预之此答，触人所忌。载之记牒，近为烦文[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