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憎”
    史家作史的最高原则当是“尽其天不益以人”[26]，即尽可能的客观记述，不要过多掺杂个人情感。若令史家“爱憎由已，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7]所以裴松之在注文中批评史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说：
    《傅子》前云（傅）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28]。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固然是“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29]，但是若过多地掺杂个人情感，难免会有失实的情况出现，这就是裴松之所说的以“爱憎”为“厚薄”，则“亏于雅体矣”。所谓“亏于雅体”其实就是对史家叙事失实的婉转批评。
    除上述事例外，高贵乡公为司马氏所弑之后裴松之引用的《汉晋春秋》亦是如此：
    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浜。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裴松之于其后说：“若但下车数乘，不设旌旐，何以为王礼葬乎？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30]所谓“恶之过言”就是说习凿齿过多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内，以致所记不实。这种“以爱憎为厚薄”或“恶之过言”的态度作史虽“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真实”的[31]。裴松之的批评可谓的论。
    --“疏谬”
    裴松之在文中对一些史家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叙述前后不一，以致失实的情况作了批评。他以干宝记载嵇康被杀时间前后错讹为例，认为这是“干宝疏谬”，遂致“自相违伐也。”[32]“自相违伐”就是指干宝叙事不够严密，从而失实。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另一种“疏缪”，即某一史家就某一史事作了两种史书，但两书记载却彼此“殊异”，互相抵违，以致失实，如：
    《魏氏春秋》曰：……初，（嵇）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又《晋阳秋》云：康见孙登，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33]。
    ……松之案：《汉晋春秋》亦载此语，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此二书（《襄阳记》《汉晋春秋》）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34]。这两种状况的出现，都是史家个人疏忽懈怠的原因所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虽然与前文“假为”类失实一样，都是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所致，但细究之下仍能发觉不同：“假为”类失实是史家有意识造假，而“疏缪”类失实则是史家无意识所为。而且就危害程度而言，当仍以“假为”类为最。裴松之能分辨其中不同，辟为两类，可见其史学鉴识之深远。
    --“好奇”
    裴松之在注文中还批评一些史家以“好奇”心理作史，如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本是事实，但有的史家在记述此事时，却故意夸大，以达到“以少见奇”的目的。裴松之分析说：
    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
    然后又以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曹操兵力不可能过少，否则于理不合。最后他认为史家之所以如此是“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35]
    除此之外，裴松之还指出有些史家作史“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36]也是对史家“好奇”心理的批评。这种“好奇”心理，刘勰分析说：“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这与裴松之所说“以少见奇”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致的。而刘勰说“好奇”乃“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37]，亦是裴松之所说的“非其实录”。
    综上，经过笔者的爬梳整理，可知裴松之在注文中零散地列举出了多种导致史文失实的原因，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主观方面而言，如“假为”“专美”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个人因素的客观方面而言，如“疏谬”“因袭”“妄说”等类失实；有的是就史家史识而言，如“妄记”类失实；还有的则是就史家的个人情感而言，如“爱憎”类失实，等等。这些失实的原因包含了史家的主客观的方面，可谓详审，而且有的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