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11]
    这种改易旧文的行为，刘知幾认为是史家为炫耀才学以“示其稽古”[12]。当然，“多用《左氏》以易旧文”，似乎还与当时追求“辞宗邱明”[13]的作史风气不无关系。但是无论怎样，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却是很大的。一方面，改易之后的言语不与当时人物的语言特色相符合，以致“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所以反而“多不如旧”；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导致了“失实”，使“真伪由其混乱”[14]，令后之学者难以取信。所以裴松之感叹道：“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极力反对史家这种出于炫耀为目的或盲目的简单模拟。
    --“妄记”
    裴松之还批评一些史家在具体的史实面前不能区分辨别，更未曾详究以理，便轻下笔墨，以致出现“妄记”失实的现象。他说：
    ……松之以为蔡邕虽为（董）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15]。
    ……松之以为（审）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乐）资、（袁）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16]。
    蔡邕有没有党附董卓，审配有没有逃身井中，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裴松之要求史家在记述之前对史料先从“情”“理”的角度去“识别然否”，然后再慎下笔墨，这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他看来，史家作史未经判断便“轻弄翰墨”，只会“妄生异端”，是在“诬罔视听，疑误后生”，他甚至强烈批评这种轻下笔墨的“妄记”行为“实史籍之罪人”，这种强烈的愤慨，也正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严谨求实的作风。
    --“因袭”
    有些史家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对于其中错误，往往不予判别，便直接因袭，遂致再度失实。裴松之以鱼豢《魏略》为例说：
    《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窃谓斯人受诬不少[17]。
    又举郭颁《魏晋世语》说：
    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18]。
    在引用前人史书时，刘知幾认为，后来学者应“识事详审”[19]，清楚所引史实的始末原委，不能未经判别就直接使用。但是一些史家往往未必如此，习凿齿即不经辨别就引用“激抗难征”[20]的《魏略》；干宝、孙盛则直接因袭“蹇乏全无宫商”的《魏晋世语》。这种因袭不改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长远的，裴松之认为一方面它使得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受诬不少”，影响了史家的鉴识和判断；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文多有“虚错”。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虚错”是对前人“虚错”的“从而载之”，是一种继承性的“虚错”，这种继承如果不加以辨别，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长期继承下来，一直未曾变化，自然就是“正确”的。所以“因袭”类失实可谓是继承性或积累性的失实。
    --“妄说”
    史家不记载诬妄之说是自孔子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裴松之予以继承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注文中多次强调史料采撰不能把出自“鄙俚”的“世俗妄说”等传言不实之词当作信史引用，他说：
    《献帝春秋》云（荀）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回托以官渡之虞，倪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21]。
    孙盛曰：此不然之言。（刘）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晏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22]。
    裴松之很重视这种类似于现代所说的口述史料，他曾就蜀国庲降这一地名亲自“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23]。又“臣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孙）权之宗也。”[24]皆表明他善于运用口述史料。但是对于不切实际的“世俗妄说”，他是坚决反对使用的，认为皆“非事实也”，这与刘知幾要求为史者当“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25]的作史原则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