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与宗预彼此以年龄调侃，这当属琐屑无聊之事，不应当记载于正史之中，所以裴松之批评说这是“近为烦文”，这与刘知幾评论陈寿说他“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53]当属一致。但是也要看到，这样的史文表述却也有自己的优点，即比较形象。如果过于要求文字的简省，则史文不免显得干涩无味。所以裴松之有时候对于史文的要求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了。
    第三，关于史文的文与质。裴松之极为重视史书文字的修饰，他强调“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54]，此语虽是关于言语，但对于文字亦是如此。裴松之对于史书的评判往往是把文辞作为基本要素。如：
    （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s5]。
    （傅）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56]。
    “辞藻可观”“粗有文辞”都是就史书文字而言，即要求史书文字上能够做到文辞流畅，使人能读得下去，或者至少不是味同嚼蜡。对于那些文辞粗疏的史书，裴松之则直接痛责，如：
    《魏末传》所言，率皆鄙陋[57]。
    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58]。
    甚至认为史家文字若“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59]，足见他对史文言辞修饰的重视。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强调修饰，更多的是希望史文能有质朴之美，这种质朴之美就是要求史家不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60]。但是“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在当时却较为普遍，如孙盛《魏氏春秋》云：“（曹操）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松之于其后批评道：“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61]刘知幾对此论述说：“裴世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62]可见这种“平素之语”，裴松之是希望尽可能保持原貌，从实记载，不必以旧文改易，否则容易不伦不类。又：
    孙盛改易（陈）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63]
    这段话里包含了裴松之的两个认识，一是“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这与前文要求史家记言当保持历史人物的“平素之语”是一致的。二是对文辞和真实做了比较和权衡，认为史书的真实性应当是第一位的，即“辞胜而违实”，为“君子所不取”。
    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除以上事例外，裴松之还指出一些史家的文辞有不够精审、不够恰当以及未能尽意等缺陷，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同样具有现实性的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裴松之的史学批评虽然零散细碎，但是若能钩玄提要，串联缨络，未尝不是吉光片羽。尤其是注文中关于史文失实的十数种原因的分析，应当是对刘知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史通》中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裴松之的影子②。因此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批评发展史上应当占有重要一页，这对史学批评的总体研究来说也是有益的。
    注释：
    ①参见拙作《寓论断于注释--〈三国志〉裴注表微》，《史学汇刊》（台湾）2010年第2期。
    ②刘知幾受裴松之影响一事可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或参见杨耀坤、伍野春《陈寿、裴松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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