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20）据此衡量，上述三书都不是金兆梓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而是他为了现在而追溯历史，寻根究底、深入钻研的成果，体现了他的现实思考和经世情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们均为具体的专题或断代史书，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也就是做一部通史，“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1）可是，尽管中国旧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所以梁启超指出理想的新中国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22）在他的呼吁下，很多人在积极讨论新史学问题的同时，也努力编写新中国史，如著名学者刘师培和夏曾佑都曾编写并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23）。受此影响，以编辑历史教科书为业的金兆梓自然也参与到建设新史学的潮流中去。《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三书就是他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的成果。
    《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原名《新中华本国史》，分别为该书的上下两编。金兆梓对编撰本书的缘起有如下的说明：
    （一）本国历史的推移，实以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其最重要之关键。本书即以此为分界，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述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前的史实，下编述自此以后的史实。（二）本书上编注重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由来，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民族活动及生活之所由发生与其变迁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前之民族文化何由构成；下编则注重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之影响与流变，以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及现代社会之趋势。（三）本书编制，略仿美人Hayes and Moon的Modern History之体例，于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以前之史实，就先民活动之各方面分别述其变迁，以期使学者本国民族整个活动及生活得到一个分析的观察；自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始为综合的叙述。缘年代较远之事实，非作分析的观察，不易得其大概；近世事实，自以综合的叙述可得其整个的概念。（四）历史事实各方面之演进，有急流，有缓流，有明流，有暗流，有交流，有旋流，有本流，有支流，颇似水流之推进。历史讲述而必划分时期，实有似乎抽刀断水，势不可断，勉强割裂，近于无谓。本书既认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本国趋势推移之重要关键，对于向来勉强划分之时期，尤无可迁就，所以不用。（24）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及适用性如何呢？1934年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的著名学者章巽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国史教科书，却为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烦恼。当他看到金兆梓的《新中华本国史》后，认为该书发凡起例，深具匠心，便于教学，遂一眼看中，定为教材。后来他回忆此事说，中国旧的通史著作，往往偏重政治，难窥全豹；新的通史书籍糅杂混乱，也很少疏通知远之作。这种苦痛，读者固然身受，一般学校教师尤所深切感觉。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国通史读本，无论对于教师、学生或普通读者，都是急切需要的。民国二十三年秋，我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南开的课程标准，本来较重数理化和外国文；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平津震动，学校当局深感史地教育对于应付国难之重要，所以一面组织一个东北研究会，一面特别注重史地课程之发展。关于高中历史部分教科书，西史采用 Hayes and Moon合著Modern History；中史方面，选择时反甚感困难，但是后来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选定金兆梓先生所著的《新中华本国史》”。（25）
    然而，其后因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课程标准，《新中华本国史》的体例不合标准，于是金兆梓不得已另编《高中本国史》，此书遂遭搁置。章巽认为该书很有特点，体例“在近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可说是首创”，“岂仅在中等以上学校为良好教科书，即就一般治史者言，也可算得是一把入门的锁钥”。如果就此弃之如敝屣，非常可惜，所以趁1941年春来沪之便，找到金兆梓希望将该书补充重印。“会金先生因职务关系，颇荣心于人事，遂以此项工作，委托给我。我因鉴于一般人的需要于读史者如是其急切，而坊间适当的通史著作又如是其稀少，也就不避‘续貂’之讥，从事补充，至最近史事为止。并为读者方便起见，析原书之上下两编，使各各独立，题上编为《中国史纲》，下编为《近世中国史》”。（26）这就是《新中华本国史》变身为《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两书的由来。
    如果说上述两书是金兆梓从事新国史之作的实践的话，那么其实践之后的理论总结就体现在《芚厂治学类稿》中。该书是金兆梓从事文史研究四十年的论文选集，除序、跋外，分为通论类、史论类、专论类、考证类、杂文类五辑。其关于新史学的见解主要收在专论类、杂文类中。他认为历史所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实，因此历史是一门探究过去事实以求得真相的学问。就此而言，历史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更不是科学，“历史只是历史罢了”。因为“物理、生物、社会、艺术、文学、政治无不各有其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历史的范围实已侵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的范围。那么历史之为学，竟是一切学问的综合，固然不属于哲学、文学，自也不属于科学，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27）。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研究历史呢？他认为治史是“探索现实生活的来踪去迹的学问”，而要明了这种来踪去迹，“惟有通史才能告诉我们”。因此，“真足称为史者惟通史”，“治史必先治通史”。（28）那何谓通史？金兆梓考索文献，循名责实，指出率先提出此名并加以解释的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但是章氏对什么是通史也不甚了了，只有“不为义例所拘”和“独断于微茫秒忽之际”的两句空谈。通过研究，他认为通史“就是专用以说明人类种种活动间交午影响的关系，藉以明了文化整体的如何演变”，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也就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种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如果能究极“天人之际”的所以然，就能明了一个时时或竟是息息的演变，是即所谓“通古今之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惟有明其变以通今，方可算是治史”。（29）
    正因为此，他对民国时期的一些繁琐考证很不为然，说古史辨派用两本书的篇幅探讨禹之神人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是无谓的考证，因为神话英雄是古人的时代意识所致，中国和别国都一样。再如乾隆皇帝是否海宁陈氏子、尧舜是禅让还是篡夺均无关历史宏旨，考证再精当又有何用？他主张考证应建立在通览全史的基础上，“顾自吾之意，以为当通览全史而窥其变，窥其变之来踪去迹，得一整个之趋势，则遇有史实之不合此趋势或与之有悖者，然后取而施以考证功夫，则此考证功夫始为不虚施”。（30）这与梁启超的看法相似，梁氏也强调考证之功无须遍及琐事，治史者不该费全部精神于考证，而应“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31）
    除上述以外，金兆梓对史学的其他一些认识和看法也颇有价值，足堪玩味。如对于梁启超1923年所提出的新史学三问：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32）金兆梓在《芚厂治学类稿》中都做了回答，与梁启超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归纳法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在史学领域要谨慎使用，毕竟历史所用的归纳法与科学所用的归纳法不一样。不同的是梁启超将历史分为自然系和文化系两部分，认为自然系受因果律支配，具非进化性质，而文化系不受因果律支配，有进化的性质。但金兆梓则并不像梁启超那么“辩证”，他认为历史生生不息，是发展、进步的，不能杂以因果律，如果“必由外加以因果之外衣，而目之为有是因必有是果，则历史之发展将几乎息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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