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他积极组织编辑各种教科书，“包括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高中、从简易师范到普通师范以及南洋华侨各级中小学校课本用书在内，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已逐一出齐”⑩。这些书精益求精，具有较高的质量，使金兆梓几乎付出了性命不保的代价。多年以后，他以痛定思痛的心情来回忆个中的艰辛和苦楚：
    第二次进局，局中狂于我编初中本国史的成功，谬以为我真于教科书已有了三折肱的经验，竟叫我做了教科图书部部长，将这件最麻烦的事整个压在我肩上。这件事怎么说是最最麻烦的呢？其一，从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学科起码有十种以上，这十多种学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级高低不同程度为之配置材料；同时又将英、国、算、文、史、地、数、理、化、音乐、美术、劳作各科的编辑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图书部中来归我领导。我当然不可能科科都升堂入室，但门口总得张这么一张，这张一张就已够苦了我。其二，所有这些科目的编制，当时都必须由教育部颁定什么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写教科书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紧紧地扣住部颁的教材标准写，不许你自出心裁，自出心裁，就会扣你一顶不合标准的帽子而不许发行。……偏偏在我担任这劳什子部长时，正是反动政权权贵争夺教育部的当儿，所谓教育部部长不断在更换时，新部长对旧部长能显示的新猷，似乎就只在这课程标准的改订上。所以每换一个新部长，必有一份新的课程标准要颁布。……单就我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的五年间（1930至1935），就改订了课程标准三次。往往前一次的各科教科书没有全部改编完成，后一次又来，这时候全国中小学就得坐着等待新教科书的出版。于是，编辑人员、印刷人员、发行人员就得全部动员起来，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把这急如星火的工作赶办出去；而我和类似我的教科书负责人这一份辛苦就不用提了。综计在我这五年中随着这种工作的高潮，血压也随之而高达二百度以外者两次，性命几乎不保。（11）
    如果说第一阶段金兆梓是由于工作紧张繁忙而陷入苦海，那么第二阶段他虽然工作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因遭遇国难，仍然未脱离苦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举家避难香港，书局的重心也随之移至香港。上海中华书局的所有业务遂几乎停顿，编辑人员也大多星散，只剩下金兆梓和舒新城、吴廉铭、姚绍华等少数人留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租界，金兆梓被迫逃离上海，从浙江历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抵达重庆大后方。一路上，颠沛流离，艰险万状。到重庆后，金兆梓受命以总编辑名义行事，着手筹备于1938年停刊的《新中华》杂志的复刊工作，目的是一方面搭建平台宣传抗日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借以联系大后方的作家为中华书局写稿。1943年1月，《新中华》以月刊形式恢复出版，成为大后方唯一一份大型期刊，金兆梓任社长，并主撰社论。与此同时，他也出任编辑部长，协助书局成立编辑所和印刷机构。据姚绍华回忆，当日军大举入侵湘、桂，西南遍传烽火之际，金兆梓对大后方的出版事业贡献很大：
    当时内地出版物印刷质量普遍低陋，先生就凭借到达渝地的港沪两厂技术员工对他的信赖，建议在李子坝建立印刷厂，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提高印刷质量。这样我局出版物印订质量迅速提高，还影响其他印刷厂家的印制品质量的增进。由于先生对书局的贡献，声望与日俱增，当时来重庆的各地经理，对他倍加敬重，称他“老夫子”而不名，多数印厂工人也都称呼他“老夫子”，这竟成为对先生的专用尊称了。（12）
    当然在此期间，金兆梓也与时任总经理的李叔明在书局的出版业务、经营管理、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有分歧而发生冲突，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操持，维护书局的利益，使书局处于一个较好的运营状态。正是由于“他对本局编辑出版业务，始终积极负责，这对当时编辑所的同人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并为抗战胜利后渝沪两地编辑所的合并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13）。
    抗战胜利后，金兆梓回到上海。由于身体原因，加上得知老师张相去世之消息，他开始萌生了退志。1950年，因高血压复发，病状甚危，他按照新颁劳动保险条例办理退休，全家移住苏州。在苏州，他先后当选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副市长，同时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其办事机构，主要从事我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为了加强中华书局的力量，除将舒新城和金兆梓调回书局以外，还把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金兆梓以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兼任该所主任，直至1966年。这是他第三次进中华书局。不久以后，他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为古籍整理事业及团结上海文化出版界爱国民主人士等做了一些有益工作。（14）1975年，金兆梓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三 由编书向治史
    上文业已提及金兆梓认为自己治学发生转向，走上研究文史之路是受张相及中华书局影响的。诚然这是主因，但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自清末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以来，中国史学便进入了一个建设新史学的转变期（15）；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史学关系国家兴亡的一面得到强调和凸显，于是史学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边缘走向中心（16），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金兆梓进中华书局时正处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因此他初次编写《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便畅销一时，驰誉全国。“从这以后，先生也就逐渐改变了从事科学发明的初衷而走上了钻研文史的道路”（17），表现在他为编辑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的同时，也潜心著述，除了编写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外，还撰有《法国现代史》、《俄国革命史》、《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等著作。
    其中前三者列入吴稚晖、蔡元培、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史地丛书》，后三者均为中华书局出版。《法国现代史》由楼桐孙校阅，1929年出版。全书分为7章，没有绪论或前言、后记等，无从了解金兆梓编写此书的意图、设想等。《俄国革命史》为何炳松校阅，1931年出版。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共6章。《绪论》言：人类历史上可记之大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只有1917年之苏俄革命。这两种革命有同有异，同者就是“为人类不平之鸣”；异者因两国历史演进之不同而一为政治革命、一为社会革命，“盖法国当日不平之象在政治，故政治组织变，而不平之心去。其在俄国，则非唯政治上有不平，不平之象实深入于各种社会之组织，故非举全社会组织摧陷而廓清之，不足以泯民心之不平”。然而，俄国革命后仍不能妥善解决社会组织中的农民问题，因此发生种种困难，“至今犹杌陧不安”。本书是继《新时代史地丛书》已有之《法兰西革命史》而作，“俾读者知法俄两大革命，皆各有其真正之意义与价值，各有其不可避免之趋势与需要，以正偏激者盲从之惑，兼以祛墨守者疑惧之怀，并藉以自审吾民族趋势与需要之果何在也”。据此可见，金兆梓对苏俄革命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的确看出了其症结所在；他对于社会变动的看法也很理性，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采取什么形式都无可厚非，但不能东施效颦，要符合国情及本民族的需要。《现代中国外交史》系王宠惠校阅，1930年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7章。书中认为，自16世纪西方人窥视中国以来，中国的外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自葡人之经营澳门迄中英鸦片战后，（二）自中英鸦片战役迄中日甲午战役，（三）自中日甲午战役迄世界大战，（四）自世界大战以迄于今。其中前三个时期实无外交可言，只有第四个时期，“则国人因所受刺激过巨，痛已切肤，群起而为自卫之谋，从事恢复国权之运动；外交当局者亦大都已略知世界大势与外交惯例；不似前此外交当局之昏昧，乃起而顺应国民之愿望，力求于坛坫之上，为恢复国权之谋。在外交上已开始进行略有端绪，可称有所谓外交矣”。当然，著者金兆梓也认识到中国之有外交不过是晚近之事，实无法入其堂奥，与欧美列国平等地坐而论道，仅能临时因应，为主权局部之恢复，还远达不到主权完整平等、独立自主的目的。所以，“本编之作，即本此旨为系统的叙述。读者由上述递嬗之迹象求之，庶可知今后所应努力之所在矣”。（18）该书校阅者王宠惠是资深的外交官，他认为中国自有国际交涉以来，记载苦无专书，“以致坛坫之上，不获有考镜之资，即学校及一般民众，亦无缘得睹善本，以激发起志气”，该书“摉集之富有可佩仰者”，其出版不仅填补空白，而且有现实意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