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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尽管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均主张中国应实行帝制，但他们的动机则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杨格（Ernest P. Young）认为，古德诺公开鼓吹帝制，其“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诚实的信念与文化的以及职业的傲慢的融合”（112）。有贺长雄的动机则不那么简单，他的言行反映了日本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意志。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因害怕中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后，会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产生冲击，曾经极力阻挠中国建立共和民主制度。这个计划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日本并没有因此放弃破坏中国共和制度的企图。早在1913年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针对袁世凯聘请有贺长雄为宪法顾问一事，发表了一番别有用心的谈话，称中国即使制订了宪法，“民国政府及国民其果能运用之否，亦一大问题。即在我国宪法制订以来，既二、三十年，尚且不能得宪政完美，而举立宪国民之实，况中华民国初立，岂可易言之乎？”（113） 有贺长雄作为一个与日本政界有密切联系且曾经两次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无疑是忠实地执行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有贺长雄来华后，一方面大力散布中国不可能建立共和制度的谬论，称“无论何人均不信中华民国可以自始建设一完全之共和国”（114），即使“再阅二十年，恐中国宪法尚未确定也”（115）。另一方面，有贺长雄大力吹捧野心家袁世凯，称其为伟大之人物，极力怂恿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并复辟帝制。可是，当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时，日本政府又公开拆袁世凯之台。日本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搞乱中国，使中国四分五裂。而日本正是利用袁世凯这个野心家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第四、有贺长雄一味迎合袁世凯的独裁要求，干涉中国内政，因而引起中国共和民主派人士及舆论界的强烈不满。报刊上公开驳斥有贺长雄谬论的文章时有出现。国民党山东支部长、中华民国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徐镜心在《泰东日报》连续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等文章，遭到袁世凯的嫉恨。1914年3月4日，徐镜心被袁世凯逮捕，并于4月13日惨遭杀害。 当时流亡在日本的国民党籍革命党人王辅宜回忆：“中国亡命客和留学生等闻此消息，异常愤怒……我们先怂恿副岛义一博士做了一篇文章，反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博士的帝制论，登载在当时行销很广的杂志。”（116） 有的国内报纸抨击有贺长雄“为我政府所豢养”，他的言论是“必有以为报”。（117） 对此，有贺长雄本人似乎也有所觉察，他曾对日本新闻记者自我解嘲地说：“世人动辄以予等为中袁（世凯）毒，其实，袁世凯究为伟大之人物，于现在之中国而求可为大总统者，袁以外无人焉。”（118） 可见，除了袁世凯及其北洋派外，有贺长雄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喜欢。梁启超晚年曾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儿，或竟为倭人也。”（119） 第五、有贺长雄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宪法顾问，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政治家”（120） 角色。民初参与反袁斗争的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王葆真愤怒地谴责说：“外国顾问中，日人有贺长雄最为奸狡毒辣。到京以来，关于中国宪法写了许多长篇文章，如按照日本宪法天皇万世一系的精神，批评中国宪法草案之缺点，如反对不信任投票之制度，如论以孔教为国教等文论，皆以迎合袁逆专政恢复帝制的心理为主旨。及袁逆召集约法会议时，有贺探知袁逆帝制阴谋进行益急，对于地方制度又主张恢复皇清时代的各省总督制，以博袁逆欢心，助长中国内乱，以造成日本便利侵略的机会。此袁逆的高等顾问，实即日本帝国的高等间谍能手。”（121） 有贺长雄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法律顾问期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高潮时期。有贺长雄虽然名义上为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却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有贺手下的助手，有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高级间谍，如青柳笃恒，他们利用能够接近中国政府核心人物的机会，不断刺探中国的政情、军情，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卫藤沈吉教授所指出的，有贺长雄等名为中国政府聘请的顾问，实际上是“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的一员，“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122） 这是一个有起码良心和正义感的日本学者说的十分中肯的话。 1916年9月18日， 一个叫陈澹然的人写信给正在密谋复辟的“辫子军”统帅张勋，劝阻他不要聘请日本著名侵华特务头目青木宣纯为顾问。信中有一段话说：“日中将青木宣纯久于中国联邦之议，促我内分，想邀洞鉴……前者，项城聘有贺长雄，澹然即谓其忧盗贼不知藏金，召为管库，切谏不从。厥后胶潍假道，帝制速行，皆出（有贺）长雄之赐，遗祸至今。青木雄才，实高有贺，一为聘入，其祸更深。”（123） 这段话对民国初年袁世凯引狼入室并且与狼共舞、相互利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正好可用来做本文的结束语。 注释： ① 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 ② ［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该书最早由香港中文大学于1981年出版，笔者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433-434页。 ④ 该书说：“1915年8月，首先由袁的洋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策》、《观奕闲评》等文章，污蔑中国‘民智低下’，缺乏实行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公开鼓吹让袁世凯当皇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 ⑤ 该书说：“1915年8月，袁世凯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上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污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紧密配合，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更露骨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作皇帝，总揽大权。”（中华书局1994年4月第4版、2004年4月第28次印刷，第432页） ⑥ 该书近代卷说：“8月上旬，先由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民智卑下’，‘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接着，袁的另一顾问、日人有贺长雄也抛出《共和宪法持久策》，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从此敲响了帝制复辟丑剧的开场锣鼓。”（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⑦ 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⑧ 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⑨ 张学继：《民初臭名昭著的〈共和宪法持久策〉》，1993年12月11日《团结报》，第2版。 ⑩ 张学继：《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1994年8月13日《团结报》，第2版。 （11） 赵大为：《有贺长雄及其〈共和宪法持久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2） 《日清战争实记选译》，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8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0-277页。 （13）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14） 转引自王建朗《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视野--读〈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15） 曹履贞为有贺长雄著、张知本翻译的《局外中立》（湖北政治俱乐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印行）一书所作的“序”称有贺长雄为“前敌之参谋顾问官”。 （16） ［日］有贺长雄著，周宏业译评：《今后之满洲》（原名《满洲委任统治论》），新民丛报社社员编辑：《日俄战后满洲处分案》，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初版，第37、42、43页。 （17） 饮冰室主人著：《读〈今后之满洲〉书后》，《日俄战后满洲处分案》，第102-103页。 （18） ［日］田中明：《〈日本外交的过失〉与日清、日露战争--围绕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引自http://jczs.news.sina. com.cn2004年9月16日22：57舰船知识网络版。 （19） 曹履贞：《序》，有贺长雄：《局外中立》。 （20）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21） 莫御：《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22） 莫御：《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23） 朱寿朋编：《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18，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宣统元年版，第7页。 （24） 《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官制情形请速厘定内外官制折》（宣统元年五月初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3页。 （25） 《张镇芳存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26） 国民党议员覃振发言说：“起草宪法本是国会之职权，载在约法，今政府竟拟自行起草，本是违背约法，当然不成议案，即应取消，万不应付审查。”（《参议院竟然开会》，1913年3月8日《民立报》，第8版） （27） 梁启超公开鼓吹“聘请东西公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梁启超：《专设宪法起草机关议》，《庸言》第1卷第3号，1913年1月1日）。 （28） 民畏：《异哉宪法顾问》，1913年3月18日《中华民报》，第2版。 （29） 民畏：《异哉宪法顾问》，1913年3月18日《中华民报》，第2版。 （30） 力子：《宪法不当有顾问》，1913年3月18日《民立报》，第8版。 （31） 另有文章说是出于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的推荐，看来推荐有贺长雄的不止一人。参见赵大为《有贺长雄及其〈共和宪法持久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32）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101-102页。 （33） 莫御：《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34） 莫御：《中国新法制与有贺长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35） 从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可以看出，古氏常常抱怨在华无事可做。 （36）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82页。 （37） ［日］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第188页。 （38） 参见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4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431页。 （39） 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则说有贺长雄的月薪是3000元，并加北京秦老胡同衡家西院花园。但贾先生没有说明，这个月薪3000元是指中国的银元，还是日元？因此很难判断其准确的量。 （40） 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41）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42）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魂断紫禁城--袁世凯秘事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43） 《有贺顾问之宪法讨论及总统月旦》，《宪法新闻》第8期，1913年6月1日。 （44） ［日］有贺长雄：《观奕闲评》，1913年8月校印本，第1页。 （45）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13、16页。 （46）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17-23页。 （47）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24-37页。 （48）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43-49页。 （49）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63-106页。 （50） 有贺长雄：《观奕闲评》，第107-120页。 （51） 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52） 李大钊：《国情》，《李大钊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689页。 （53） 中州退叟：《吾人对于国体变更必要之注意》，《新中华》第1卷第1号，1915年10月1日。 （54） 《有贺博士对于选举总统之建议》，《宪法新闻》第3期，1913年4月27日。 （55） 《专电》，1913年4月20日《中华民报》，第2版。 （56） 参见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1-123页。 （57） 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1913年10月30日《申报》，第2张第6版。 （58） 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1913年10月30日《申报》，第2张第6版。 （59） 《专电》，1913年10月29日《申报》，第1张第2版。 （60） 有贺长雄：《不信任投票之危险》，1913年11月5日《时报》，第2版。 （61） 有贺长雄：《不信任投票之危险》，1913年11月5日《时报》，第2版。 （62） 有贺长雄：《不信任投票之危险》，1913年11月3日《时报》，第2版。 （63） 《专电》，1913年10月29日《申报》，第1张第2版。 （64） 《特约路透电》，1913年10月29日《申报》，第1张第2版。 （65） 储亚心：《论不信任投票与责任内阁之关系》，《庸言》第1卷第21号，1913年10月1日。 （66） 《专电》，1913年10月24日《申报》，第1张第2版。 （67） 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1913年10月31日《申报》，第2张第7版。 （68） 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1913年10月31日《申报》，第2张第7版。 （69） 参见罗志渊《中国宪法与政府》，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第177-178页。 （70） 《大总统参预宪法问题之决心》，1913年10月31日《大公报》，第2版。 （71） 《宪法问题》，1913年10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第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