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后长达16年的魏晋禅代道路上，洒满了亲曹势力的鲜血。由于正始玄学领袖与魏王朝的特殊关系，而司马氏集团又高举儒家名教旗帜打击亲曹力量，致使许多玄学名士亦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扫出了历史舞台，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史家以沉重的笔调写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种情况，到265年司马炎上台后，发生了逆转。
    一
    在血泊中登上帝位的司马炎，似乎极想洗掉父辈溅在自己身上的血污。他在洛阳南郊"燎告"上帝的禅让仪式后发表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大赦天下"[1]，具体内容为："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2]从尔后史实看，这道诏书并非登基的官样文章，而是的确认真地实施了。尤其对那些葬身于禅代之路上的玄学名流的后代，司马炎可谓关怀备至。
    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十二月丙寅才登上帝位，在这一年剩下的不足一个月的日子里，他先后变相地为许允、王凌、王经三位因参与反司马氏政变而被杀害的名士"恢复"了名誉，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子孙。
    其一，司马炎登基后需到太庙举行祭祀仪式，当时许允的儿子许奇正任太常丞，祭祀时所居位置将在皇帝附近。有人指出，国家要犯的儿子位于皇帝身边十分危险，应当将其调离外放。司马炎不同意，还专门下诏书，为许允恢复名誉，提拔许奇。"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3]
    其二，《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己巳（登基后第四天）下诏，对王凌一案的性质作了新的解释。司马懿杀王凌的罪名是其谋废齐王曹芳，司马炎以这位昏君最终亦未逃脱被废的命运为据，认为王凌的罪名很难成立。因此对其后代予以赦免。"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4]
    其三，王经是高贵乡公曹髦以卵击石近似儿戏的政变中唯一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支持小皇帝的高级陪臣，因之而被司马昭杀害并株连了其母。司马炎上台后，重新审理了这个历史冤案，对王经的忠君精神作了肯定，并选拔了王经的孙子作郎中。"晋武帝太始元年诏曰：'故尚书王经，虽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门户湮没，意常愍之，其赐经孙郎中。"[5]
    其四，关于李丰的女儿--贾充前妻的安排问题。嘉平六年（254），李丰因组织反司马师政变未遂而被"腰斩"，女儿李婉被株连，流放徙边。此时她已与贾充结婚并生养了两个女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贾充与李婉离了婚，死心塌地为司马氏集团效力，后来直接参与了杀害高贵乡公的行动。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大赦令颁布后，李婉结束了十一年的流放生活，从辽东回到洛阳时，身居车骑将军高位的贾充早已与郭配之女郭槐结婚，又生了二男（夭折）二女。为了解决这个婚姻矛盾，司马炎破例特批贾充可以有地位相等的二位正妻。"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6]虽然郭槐与李婉互不妥协，使诏书无法落实，然而司马炎对李丰后代的特殊关照却是有目共睹的。
    自"大赦"高潮之后，司马炎仍继续解决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善待玄学名士的亲属，如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己丑诏书，追封夏侯玄的妹妹--司马师的前妻夏侯徽为"景怀皇后"。据《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载，这位夏侯徽早知司马氏对曹魏王朝心怀异志，故于青龙二年（234），年仅二十三岁便被夫家以鸩酒毒杀。"武帝登阼，初未追崇……泰始二年始加号谥。"
    是什么原因使司马炎如此认真地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呢？这种取悦于玄学名士的作法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司马炎治国的基本战略--在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两大政治力量之间寻找平衡息息相关。
    魏晋之际，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的矛盾由来已久，高平陵政变即是这一矛盾的对抗性冲突。玄学名士的领袖们在冲突中遭到重创，但是经过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之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追随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建安老人（即老一代礼法之士），如蒋济、王观、高柔、王肃等，已几乎全部谢世，剩下的已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力量。到西晋初期，军政大权已落入当年正始玄学的追随者手中。这些新王朝的社会中坚，并非钢浇铁铸的板块，而是分为新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两大利益集团。
    在新礼法之士中，除少数是正始时期（240-249）即支持司马氏的中青年如陈骞、荀顗等人外，大多数则与正始名士有着密切关系，如王沈、荀勖、贾充等都是曹爽的故吏，高平陵政变后，曾一度被免职，后又复出。又如石苞在贩铁为生的潦倒日子里，靠许允的提携才走出困境。上述人物政治上后来纷纷转变了立场，较早地投入了司马氏怀抱，积极参加了镇压亲曹势力的活动，文化上与老一代礼法之士融为一体，是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当权派，故称之为"新礼法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