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均为贾充女婿，但齐王妃是贾充前妻李婉所生，对生父贾充不肯与母亲复婚耿耿于怀，以至"恚愤而薨"[39]。太子妃则是贾充后妻郭槐所生，与父亲关系极好。在皇储人选问题上，一直是礼法派拥立太子衷，名士派则拥立齐王攸，斗争由来已久。司马炎本人自然希望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因而，废太子改立齐王，是司马炎极反感的建议，成了当时的政论禁区，卫瓘、张华均曾因反对司马衷继位而忤旨。
    太康三年，玄学名士力量的大增及齐王攸"德望日隆"[40]，"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41]。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礼法派组织了反击。《晋书·齐王攸传》：
    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
    司马炎早就感到了齐王攸的威胁，但一直碍于手足之情迟迟未作决断。在荀勖、冯紞的煽动下，于太康三年十二月下诏，令齐王攸离开首都洛阳回封国。果如荀、冯预言，朝中名士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旨"运动，反对齐王之藩，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除了大臣们纷纷上书外，羊琇和成粲甚至密谋，亲手刺杀杨珧。王济、甄德则派各自妻子常山公主和长广公主同去见武帝；"稽颡涕泣，请帝留攸"。司马炎大怒，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42]司马攸的威望越高，司马炎赶他出京的决心越大，因此将王济、羊琇、甄德等人调出要害部门。当司马炎命太常博士们讨论应该赐给回国的齐王什么物品时，以庾旉（庾纯之子）为首的七位博士联名起草了一个答非所问的奏表，内容为反驳诏书关于齐王攸归藩的理由，在得到庾纯、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的认可之后，上达了司马炎，引起了这位宽容皇帝的极大愤怒，下令将七人交廷尉治罪，准备以"大不敬罪"弃市。后因朝臣中要员纷纷上书反对"诛谏臣"，才获以"除名"宽大处理。七位博士的行动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秦秀，一贯与礼法之士作对，何曾死后，他建议其谥号为"丑公"；贾充死后，他又建议谥号为"荒公"，均被司马炎否决。
    三个月后，齐王攸愤闷发病，呕血而亡，斗争似乎是以玄学名士派的失利而告终，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因为司马炎仍需要"平衡"，争斗中被贬抑的名士们很快又官原复职，如庾旉、秦秀再次被起用。庾改任散骑侍郎，秦继续为博士。而王济则再任侍中，又出现在皇帝左右出谋划策。值得注意的是，王济一直未向司马炎低头认错，即使在官复原职被皇帝接见时，王济仍以当年迫害齐王攸一事，讥讽皇帝，毫不示弱。[43]
    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角度着眼，太康年间（280-289）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太康后期，随着西晋的开国元勋--曹魏正始以来玄、儒人物自然生命的结束，原来意义上的玄学派与礼法派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子弟已经变成无根本差异的玄学名士，而不论其父辈的文化性格如何。例如礼法之士傅玄的儿子傅咸、何曾的儿子何劭、贾充的继子贾谧、石苞的儿子石崇，与著名玄学家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陈留阮氏和河东裴氏的子孙已融为一体，被称之为"中朝名士"。可以说，魏晋士族的玄学化，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同样，当"中朝名士"构成了西晋社会政治主体之后，玄学思潮的再次兴起，则是不可逆转的了。
    除士族社会基础的变化外，太康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引起的官方哲学中道家因素的发展，同样有利于玄学的复苏。
    西晋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由儒、法思想结合而成，但道家哲学亦渗入其中。在汉魏之际儒道法融合的时代潮流影响下，完全摈弃道家哲学的儒法理论是不存在的。比如，西晋经学的权威诠解以司马炎的外公王肃为准，而号称大儒的王肃，其理论建构中亦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思想。[44]西晋王朝的创始人司马懿，便以道家哲学作为安身立命的处世方针，经常告诫子弟说："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45]魏晋之际礼法之士的中坚人物，亦多受道家熏陶，如荀勖某次针对官制改革发表议论时曾说："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46]晋武帝司马炎同样推崇道家学说，他在泰始元年十二月颁布的反淫祀的诏书中，便引用《老子》语录为立论根据。"以道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47]官方政治思想虽坚持礼法并用，但仍视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治国的最高境界则是"无为而治"，"皆反太素，同规上古也"[48]。司马炎在泰始中下诏指出："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49]正是由于西晋官方哲学中的上述道家因素，所以儒道融合的玄学思想未被视为异端，而是作为官方哲学的补充发挥作用，同样可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泰始元年，武帝登基时，"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还是名士裴楷以玄学理论作了成功的解释，他从容回答，"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结果是"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50]。
    如果说西晋官方哲学中，道家的政治无为思想在泰始时代处于潜伏状态的话，那么在伐吴胜利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伐吴战争胜利后，西晋统一了中国，歌舞升平的太康时代来临了。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棲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未达到"大同"水平，似乎已近"小康"。太康时代的升平气象，昭示着传说中的"太平"社会已为时不远了。这种社会现实及社会心态，是西晋官方政治思想中道家无为思想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温床，为了早日达到这个最高的社会理想，司马炎采取了一些"无为"措施。"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51]然而，晋武帝的"自然无为"思想却未"颐身于清简之宇，留心于虚旷之域"[52]，而是励精图治精神荡然，追求侈奢，变成了一个沉溺于酒色的昏君。"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