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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哑巴证据”如何说明曹操墓的真实性 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挖宝、鉴宝活动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传奇故事。在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无非是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挖宝、鉴宝者不屑的“破烂”也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曹操墓发现后，“疑冢”之说重新提起，显然也是人们对考古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出现缺乏了解。早在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他们怀疑大量先秦古籍记载的真实可靠性，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顾颉刚作出了如下概括：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从逻辑上说，后时代的人，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是后人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因而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还列举了很多实例，如《诗经》、《尚书》、《论语》对尧、舜、禹的记载，《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尧、舜在《诗经》和《尚书》中没有提到，《论语》开始论及他们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他们的事迹才逐渐具体化。“层累地造成”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指出了史学研究中即使不能知道某些历史事情的真实，但可以知道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历史研究应该把每一件史事的记载，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疏通源流，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及其原因。 “疑古派”出现的时候，各种现代思想引入中国，知识界推崇科学理性精神，“疑古派”冲破了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体系。但是，冲破之后又该怎么办？新兴的考古学成为史学家驰骋想象力的原野，很多人便主张要走考古学之路，此后中国学界“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科学学科，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 曹操墓的发现，就是考古学的新成果。那么，考古学是如何对这一墓葬做出论证的呢？确认一个古墓的主人身份，究竟需要哪些步骤，或者进行到哪个程度才能确定呢？当一座古墓发掘时，考古学家最初思考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个墓是什么时代的？哪一个级别的？甚至是哪一个人的？这些最初的问题，随着发掘的进程会逐渐明朗。就曹操墓的发掘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考古学的论证背景、逻辑和过程： 考古学对墓葬的研究采用了分区域、分期、分类型的模式。不难理解，中国地域广大，每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中原地区就是其中一个文化区域。但是中原地区发现的墓葬很多，时代不同，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内确定众多墓葬的不同时期，如西汉早期、晚期，东汉早期、晚期墓，这样就在一个区域内排出了时代序列。分区、分期以后，还要在每一期里面分类，如每一时期的墓葬有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不同类型的墓在墓室结构、墓内设施、墓壁装饰、出土器物的种类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都不一样。 在分区、分期、分类型的框架中，安阳西高穴村发现的这座墓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有前后室，还有四个侧室，墓葬结构是东汉晚期的大型墓，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一定很高，属于贵族大墓毫无疑问。当然，仅仅这个根据还不能确定它就是曹操墓。紧接着还有第二个根据，曹操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关于曹操死后的安葬之事，《三国志》中的《武帝纪》、《夏侯尚传》、《宣帝纪》、《贾逵传》都有明确记载，说他死在洛阳，葬在邺城。此墓发现的地点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正是邺城附近，发现的地点是吻合的。而且这一区域、这一时期除了史料上记载的曹操墓，并无其他王陵一级的墓葬。于是，在“贵族大墓”的共性基础上，作为个性人物的曹操自然浮现出来。很多质疑总是围绕着出土的遗物，但考古学研究的不仅仅是遗物，还有遗迹、遗痕。在考古学家来看，时代、地点、墓葬规模已经构成了有机的证据整体，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果这时推论这是曹操墓，应该说已经是合理的了。 有幸的是，证据进一步出现了。墓中出土有圭、璧这样身份很高的人才能用的物品。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带“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多件，“魏武王”正是曹操死后的谥号。谥号是功劳卓著的人死后朝廷按照其生平事迹给予的名号，谥号出现在曹操墓里十分正常。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曹操生前主张“不封不树”，倡导“薄葬”，又在遗令中身体力行。所谓“不封不树”、“薄葬”，是指禁止以前盛行的高大坟丘、神道、寝殿、碑刻等，随葬品要简约。为什么出现“不封不树”、“薄葬”的主张？直接原因一是经济凋敝，提倡节俭。二是由于战乱，防止盗掘。深层的原因是东汉末的战乱，传统的观念、习俗、礼仪、制度受到怀疑、挑战。该墓未发现封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而要了解这座墓是否“薄葬”，必须要知道厚葬。汉代强调“事死如事生”，“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建造一座皇陵，竟如此耗费，皇帝开端，贵族、官吏乃至平民效法，或导致国库空虚，或令人倾家荡产。汉代墓葬有许多发现，如果看一看河北的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湖南马王堆汉墓等，就会感到曹操墓显得“寒酸”了。 或许人们有疑问：这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已被盗，如何论定为薄葬？其实不难回答。曹操主张薄葬，操办丧事的后人既要遵循遗嘱，也必须体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一定的礼仪制度，王侯级别的墓葬规模不能改变。墓中残留的物品即便有玉、玛瑙之类，无非是衣服或器物上的缀饰而已。薄葬指下葬时要节俭，生前用物应该不包括在内，因此石牌也不止一次出现“常所用”的字样。盗墓者固然可以将墓内物品洗劫，但“遗痕”和以往大量发掘的资料对比之下，仍可以说这是座薄葬墓。 不仅如此，还有重要的旁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曾出土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鲁潜墓志，志文记载：“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虽然并非科学发掘出土，但作为旁证，仍然是十分有力的证据。 考古学科学发掘的遗存有准确的地点、环境、组合，获得的实物虽然是“哑巴资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丰富。这座墓的主证、副证、旁证都纷纷指向曹操，并形成证据链或证据群。可以说，有这么多证据来论定墓主人的，以往还不多见。在多年的学术积累，通过大量资料建立的考古学时空框架、解释模型中，判定为这是曹操墓，完全不是凭空想象的推测。 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挖宝、鉴宝活动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传奇故事。在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无非是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挖宝、鉴宝者不屑的“破烂”也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人们关注的“唐三彩”，尽管有不少个体高大、品相完美的传世文物，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有时远不如科学发掘的残片更有价值，就像陕西公元664年埋葬的郑仁泰墓中出土的残破的三彩器盖钮，是目前科学发掘的纪年墓葬中最早的实例，或许更为珍贵，因为对探讨三彩的起源至关重要。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科学，发掘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研究也涉及古人的行为和动机，可以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的研究扩展。走进考古学，就会发现其本身虽然复杂，但并不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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