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解释依赖于一个以“硬科学”为模式的确定的方法论； --考古学解释要达到的结论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规律，而是从考古证据中推理出的关于人类活动过程的结论[3]（P3）。 上述主张有两个关键词：“解释”和“硬科学”。这两个关键主张的提出与亨普尔提出的科学解释模式有很大关系。亨普尔的模式如下： P（O，R） = r 其中，O和R是两个事件，P是两者的经常性联系，r是表示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常规性（reguarity）的概率，比如两者同时或相继出现的概率为90%。通过这一公式，可以对一个未知事件做出概率很高的科学解释[4]。 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式从常规性概率很高的前提出发，用演绎推理的方法，用已知事件来解释未知事件。这一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已知的自然规律都有“P（O，R） = r”这样的形式，如果知道一个具体事件i是规律的一部分R的一个事例，那么我们可以用规律的另一部分O来推定i的未知性质。按照这一模式来推论，我们不但可以说明已经发生事件的未知原因，而且能够预测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 把亨普尔的解释模式应用于考古学，能够用类型法逻辑地确定一些文化遗物的属性或来源。比如，已知薄胎细腻的黑陶（R）在山东大汶口文化（O）遗迹中出现的概率r很高，假定是95%，现在在河南某地也发现了薄胎细腻的黑陶（i），那么，可以推定该地文化极可能也属于大汶口文化。虽然提倡“新考古学”的人一开始企图把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式作为考古学方法论的基础，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一模式在考古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科学解释模式的前提“P（O，R） = r”是归纳的结果，只有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证据，人们才能发现两类事件O和R之间联系（P）的常规性（r）。这一归纳过程能够把自然物之间的常规联系精确地量化。但是，考古证据是文化遗物，它们不同于自然物。自然物不受、或很少受人类活动影响，从它们的经常性显现，可以概括出用数学公式表达的、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律。考古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则不同，没有自然物那种经常、定期出现的常规性，而且考古遗物相对稀少，达不到概率归纳所需要的数量。因此，考古学上的常规性没有很高的概率，或者说，覆盖面不大。比如，布基（M.G.Burkitii）在20世纪20年代根据大量的考古证据，归纳出新石器时期的四个文化特征：农耕、家畜饲养、制陶和磨光石斧[5]。但是，20世纪60年代，詹姆士·怀特（James Wright）通过对北安大略湖的奥杰布华人的17世纪的部落遗址的考察，发现这些文化仍停留在新石器时期的部落，却没有新石器时期的文化特征。这些部落靠打猎和采集为生，没有农耕和家畜；他们虽然制作陶器，但陶器却没有反映种族或部落的特征；他们磨制的石器虽能反映出适应当地环境的一些特征，但同样没有反映种族或部落的特征[6]（P189-227）。 其次，亨普尔的解释模式要求确定一个事件i是属于某个类型R的事例，这一点在考古学中也很难做到。文化类型是通过对大量考古遗物的文化特征的相似性的总结；对文化特征的选择以及对器物之间相似性的观察，都需要一个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却不存在于文化遗物之中，而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理论所决定的。比如，“埃及文明中心”论者把金字塔作为埃及文明的特征，他们以形状相似为标准，把在中美洲发现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归于同一类型，说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埃及文明传播的产物。但后来人们指出，在玛雅文化和埃及文化中，金字塔的功能是不同的，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两者在结构、形状大小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不能把两者归于同一文化类型，也不能把它们作为文化传播论的证据。 从根本上说，亨普尔关于科学解释的模式代表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立场。他们认为，经验观察的证据是客观可靠的，是过去事件和现象的真实描述，依靠数量足够多的观察证据，能够归纳出普遍的结论，或对先已有的理论作出决定性的检验。这种关于经验观察、证据和检验的实证主义立场遭到了后来的科学哲学的反对。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各个派别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都不同意把经验观察的证据作为检验科学理论的最终标准；相反，他们都主张经验观察对理论的依赖。他们认为，没有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纯客观的经验观察，任何观察都有一定的目的，朝着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感觉材料进行一定的筛选；经验观察的目的、朝向、标准和选择脱离不了“理论”。当然，决定或影响经验观察的“理论”与接受经验观察证据检验的“理论”，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理论，前一意义上的“理论”相当于波普所说的“猜想”或“形而上学的纲领”，库恩所说的“范式”，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它们是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只是受这样的理论框架所决定的各种条件的制约，经验观察才能发生，而这些理论框架本身不需要通过它所制约的经验观察的检验。在这些理论框架之中，经验观察确定和检验普遍命题，这些需要经过经验检验的普遍命题构成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科学理论[7]（P197-253,282-302）。 随着科学哲学的进展，新考古学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新考古学有这样一些表现。首先，亨普尔的科学解释模式不再被认为是考古学方法论的惟一基础，波普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也被引入了考古学的方法论，形成了多元的方法论。再者，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的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新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所研究的过程是社会活动的过程，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式。另外，考古研究者自身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观察、解释的影响也被重视。在一个广阔的视野里，考古研究者不是在过程之外观察过去的过程，而是在一个连续的活动过程之中，用现在的眼光观察过去的过程；既不能否定现在对过去的影响，也要承认过去对现在也有影响。 新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一部分，而关于人类活动过程的思考与现代哲学家关于人的生活、文化和价值的思想也有自觉的相似或不谋而合之处。新考古学与哲学之间的这些联系导致了考古哲学的兴起。 3.解释考古学与多元的理解模式 霍德等人认为，最近的考古学是继“新考古学”之后的一个新阶段，他们称之为“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后过程考古学更加自觉地运用最近的科学哲学以及现象学、解释学以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想，关注于考古证据特有的理解和意义问题，又称为“解释考古学”（interpretivearchaeology）；他们是在解释学意义上谈论解释考古学的。他们说：“解释的理论的、哲学的领域，意义的澄清以及意义和理解的获得，都在解释学的范围之内。”[8] 理解和意义问题对于考古学的特殊重要性在于，文化遗物的意义离不开观察者和研究者的理解，而理解离不开特定的概念和理论，一些彼此相关联的概念和理论构成了某种理解模式。只是在一定的理解模式之中，考古学中遗物的意义才能被“读出”，才能成为肯定或否定一种观点的证据。理解模式之于考古学，犹如自然规律之于自然科学那样重要。所不同的是，理解模式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模糊的，定性的，而不是精确的，定量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文化价值导向的影响，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同样的文化遗物在不同的理解模式中有着不同的意义，甚至可以成为两种完全相反结论的“证据”。因此，理解模式的选择对于考古证据的意义具有关键的意义。 理解模式虽然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有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的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比如，埃及学家发现，法老家族有时实行兄妹通婚，子女随母姓，有些宫廷器皿上刻有后妃的姓名。过去有些人按照“最早的社会是母系社会”的理解模式，认为这些现象都是早期母系社会的残余。但后来有些人选择了“父系社会”的理解模式，不但可以解释这些现象，而且还发现了一些被“母系社会”模式无法解释的证据，如，统治者是男性，统治权也由男性后代继承；兄妹通婚生产的子女并不一定继承王位，王家成员的男女双方对各自的生活用品都拥有财产权，等等。所有证据被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古埃及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父权社会，但妇女享有较多的福利和自由。显然，这一结论比“母系社会残余”的结论有更大的说服力和解释范围[9]（P51）。 从我们总结的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考古学家对于理解模式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考古学在早期依赖文化人类学的理解模式，后来的“新考古学”意识到自身需要有独立的方法论；“新考古学”开始时把实证主义的科学解释模式当做惟一的理解模式，但后来受科学哲学多元化的方法论的影响，开始向多元化的理解模式开放；最近的“解释考古学”自觉地提出了理解和意义的问题，通过各种理解模式的比较和选择，更加合理地安排和解释考古证据。近30年来西方考古学新理论的提出，跨区域、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考古成果的取得，与理解模式的多元化和自觉选择有很大关系。 二、中国考古哲学的任务 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是从外国传入的，并一直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即使那些要通过考古学的途径来排斥“西方中心”论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考古学所受的外国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区分中国的与西方的考古学，正如我们现在已不再把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当做“西学”那样。现在的考古学有国别之分，那主要是因为在各国发现的考古材料反映了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理解考古材料所在国的古代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但还不足以说明全人类的种族分布以及人类文化形成的全过程。即使考古学现在还没有达到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结论，但考虑到考古学所追求的普遍目标，似应把在各国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看做普遍的人类考古学的分支。如果把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看做同一门科学的不同分支，那么应该承认，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在某些时段，西方对中国的单向影响也是正常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