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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危险并不在于受到西方影响，而在于把来自西方的理解模式单一化、固定化，把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解释为证明某种既定学说的重复证据，而那些与这一学说明显不相符合的证据则被忽视、曲解或消解。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现在有必要对在中国考古学中起作用的理解模式做批评性的思考和建设性的建构，这是中国考古哲学的主要任务。 1.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对立的解释模式 西方的史前时代考古学中有传播论和文化进化论的对立。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乃至学术界都受传播论的影响，连章炳麟、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都笃信不疑“中国文化西来”说，4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否证了“西来说”。 与“西来说”的失败命运相反，“文化进化论”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由于“文化进化论”与传播论的对立，对“西来说”的长期批驳加强了“文化进化论”的地位；第二，“文化进化论”以不同方式得到了中国近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它所解释的考古材料反过来又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提供了经验证据。这两个原因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从哲学的观点看问题，事实不等于价值，事实本身也不是让我们承认它的正当理由。我们需要对“文化进化论”的成功原因作出考古哲学的批判性反思。 先谈第一点原因。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传播论和“文化进化论”都是从文化人类学借用来的理解模式，两者对于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同样的消极作用。这两个模式虽然是对立的，但我们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在否定一个的同时肯定另一个。 “文化进化论”包括“文化独立起源”和“文化进化”两个论题；前者肯定，文化的发生是各地、各种族的独立创造；后者肯定，文化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这两个论题证伪度也很低，同时更难证实。 世界很多地区都有约公元前八千至五千年这段时期的文明遗址；要证明某一区域的文明源于本土，那就需要证明：（1）该区域的居民保持着稳定的种族同一性，没有明显的外来种族特征；（2）该区域的文明与这一种族最早的文化特征有着明显的连续性，没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痕迹。为了证明这两点，我们需要知道距今一二万年这段时间中，现代智人的分布以及他们的文化特征。但恰恰在这段时间，关于文化特征的考古遗物和人类化石特别缺乏，犹如是一段“考古学空白”，以致我们现在无法对新石器时期人种分布和各种族的文化起源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就是说，现在还不能证明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代文明是当时当地的居民独立创造出来的。 至于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主要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比如，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模式，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原始时期和现代的思维方式是同结构的，共时性的，并无简单与复杂、低级与高级之分。按照施密特的“原始-神论”模式，人类的宗教信仰朝向多神论方向退化。“文化进化论”也是一个理解模式，它的主要作用是决定对文化遗物意义的解释，而本身很少接受考古证据的检验。正如丹尼尔（Glyn Daniel）在评论摩尔根学说时说：“我们在这里不想对摩尔根作什么批评，而是要认识他分期的本质。他的分期主要不是基于考古证据，而是通过对现代原始民族的比较研究，把这些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安置到一个进化的序列之中，并把这一假想的序列应用于史前学研究。”[10]（P181） 不管是根据证实主义，还是根据证伪主义，“文化进化论”的两个论题“文化独立起源”和“文化进化”，都缺乏可检验性，它们对考古学的发展并无重要的科学价值。在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新考古学”不但超越了传播论，而且也超越了独立进化论。在中国，对“西来说”的反驳不应该成为肯定“文化进化论”的正当理由。 2.“文化进化论”与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否可以成为恪守“文化进化论”的正当理由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明白“主流意识形态”的所指。与“文化进化论”相互支持的理论包括：（1）达尔文的进化论；（2）摩尔根关于原始母系社会的理论；（3）关于原始思维是对客观事物歪曲反映的镜像认识论；（4）关于国家起源的经济决定论。这些理论在近现代中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有多少正确性的问题，有的是它们所在的学科讨论的问题，有的则是哲学问题。以下，我们就这些理论对考古学理解模式的支持究竟有多少合理性的问题，分别做考古哲学的考察。 （1）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领域不属于意识形态，但经常在关于人和社会的问题上引起意识形态之争。对于这些争论，中国知识界一般都持支持进化论的立场。在此意义上，我们把进化论称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一些人以为，“传播论”是反进化论的退化理论，而“文化进化论”是进化论的延伸。因此，“传播论”与“文化进化论”的对立也成了一个是否支持进化论的意识形态问题。 实际上，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只涉及人种的起源，并不涉及文化是否进化的问题。“文化进化论”的意思是说，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进化”与生物学上的进化的意义是不同的，现代综合进化论并不肯定物种的进化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进化论证明，物种的起源是基因的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结果，物种进化是无目的和随机的。生物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们承认古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的，但这并不等于承认现代智人在新石器时期创造的文化是从猿的生活方式进化而来的；我们承认物质文明的进步，但不能用生物学的突变和选择理论来解释这一进步的原因。生物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只有名称上的相似，前者不能为后者提供支持，不承认后者也不等于否定前者。 （2）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是他在北美几个原始部落做调查的结果。即使他对这些部落的行为和语言的观察没有偏差，他的结论也只是适用于一定时间和地区，没有理由相信一切原始社会的最早形态全都是母系社会。事实上，摩尔根的“母系社会”模式从来没有成为解释原始社会家庭和婚姻的惟一模式，它在西方的影响比在中国小得多。在《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后不久，就有人唱起了对台戏。特别是爱德华·威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发表《人类婚姻史》一书，反驳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群婚制和母权制的说法，认为人类家庭形式从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的父权制[11]。这在学术界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人意识到，关于原始社会是母权制还是父权制的争论已经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一个社会学家说，激进的革命理论家们把一切批评摩尔根的人视为“资产阶级”，而把接受威斯特马克理论的人视为“中产阶级”；摩尔根的思想并不“代表人类学的科学思想”，而“给了无产阶级事业新的意义”[12]（P715-717,702）。另一个社会学家说，关于原始家庭形式的人类学考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关家庭起源的考古证据“已经无可挽回地遗失”，对此问题的思辨只是浪费时间而已[13]（P77）。这些社会学家正确地认识到，摩尔根理论的证据是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获得的，但关于史前社会的家庭形式的问题最终要靠考古学解决。但是，他们说考古学已无法获得这方面的证据，可能为时过早。 由于男女的自然差别和社会原因，史前以及随后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男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而妇女的主要作用是生育和抚养后代。父权制与母权制之争涉及对男女分工重要性的不同评价：父权制强调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而母权制则强调女性生育和抚养后代的自然功能的重要性。母系社会好像是以蜂王为中心的蜂类组织，男性成员起着工蜂的作用；但是，人类的社会组织毕竟不是生物的自然组织。母权制虽然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如不少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按母系单传），但却有忽视社会组织重要性的缺陷。对母权制的过分强调，导致了把生殖作为原始社会的中心、把原始文化的特征解释为“生殖崇拜”的解释模式。 （3）又按“文化进化论”，原始思维处于蒙昧状态，不知道自然界规律和因果关系，对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心存恐惧或希望，把它们作为崇拜对象，以求获得它们的福佑；原始信仰体系经历了自然物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半人半动物的怪物崇拜、祖先崇拜的进化，最后才把人间统治者神化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原始崇拜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伴随着不同形式的灵魂崇拜。我们现在可以在留存的原始部落中看到的“万物有灵”的信念、以自然物和动植物为图腾的习俗、神灵附体的“萨满教”巫术，以及占卜、祖灵崇拜等原始宗教的仪式，以及关于先祖起源于动物或自然神灵的神话传说，似乎都验证了原始思维和信仰的蒙昧落后性质。 “原始思维蒙昧”论与其说是从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中归纳出来的有效结论，不如说是现代人为了观察现存原始部落的行为方式，为了解释史前文化遗物的意义，而预先设计的一个理解模式；这一模式的合理性不是来自经验证据，而是来自一种哲学认识论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人的认识好像是自然界的一面镜子，正确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错误的认识是歪曲的反映，如同歪曲镜面的反映。根据“歪曲镜像反映”的原理，原始思维犹如人类心灵的歪曲镜子，他们崇拜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是因为他们的心灵之镜对存在的事物作出了歪曲的、虚幻的反映，把自然之物想像为超自然的对象，把事物真实的性质歪曲为虚幻的性质。 “心灵之镜”的反映认识论是机械唯物论的产物，现代的反映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如同镜像那样消极地接受对象，而是一个改变认识对象的能动过程。认识的能动过程与人的社会实践是统一的，人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并改变外界事物，同时赋予这些事物社会实践的意义，从而才把外在于人的事物转变为思想的内在对象。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14]（P16）这句话也适用于一切镜像反映论。把原始思维等同为对自然物的感性直观，而看不到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原始思维的意义，这是镜像反映论的一种表现。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只看到图腾、巫术和原始宗教仪式、神话传说与自然现象的联系，而看不到它们所反映的人的社会实践对象以及生活世界的意义。比如，用这种观点看问题，图腾被归结为对自然物的崇拜，或对生殖等自然功能的崇拜。列维-斯特劳斯批评这一看法，他说，在原始人看来，没有什么纯自然的东西；图腾是文化的产物，是“把自然和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分类图式”[15]（P153）。 （4）有一些人之所以忽视社会实践对于原始思维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受“镜像反映论”的影响，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关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决定论。按照这种学说，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由此决定了社会生活方式简单，没有复杂结构的社会组织。这一学说的一个推论是，原始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改造自然界和人自身都没有重要作用，因此对于人的认识也没有积极的意义；思想蒙昧与社会实践不发达状况相适应，两者都是低级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