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统一藏区的大业完成后，驿站的重建就显得尤为迫切重要。明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皇帝谕令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同护教王、赞善王、必力工瓦国师、川卜千户所、必里、朵甘、陇答三卫川藏等族，复置驿站，以通西域之使”。为了及早恢复前后藏以及接连汉藏地区的驿站，明廷多次派遣大臣前往藏区检查和落实。在上述谕令发出不久，永乐皇帝便“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地，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七年，“命陕西都指挥同知何铭等六十人，往乌思藏等处分置驿站”。永乐十二年，又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谕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以及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
    驿站的恢复和重建，是关系广大农牧区居民负担差役的大事。明廷为了减轻驿站马匹困难，于下令恢复之始，即以征发之马或军马拨给差民使用。如在永乐的谕令中写道：“令洮州、河州、西宁三卫，以官军马匹给之。”对入藏的公务人员，在旅途中一律发给驿站“道里费”，以解民困。
    经过多年努力，藏族地区的驿站全都得到恢复。如《明史》所述，“自是道路毕通，使者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⑦。这个关系到整个高原的经济和政治运作，关系到藏族与中原各族交往的巨大工程，是按照明朝中央诏令恢复的，表明了明廷对西藏高原握有土地最高所有权和明廷政令的畅通有效。
    5.对藏族地区居民，不问僧俗上下，皆为大明臣民，一视同仁，不加歧视，施以仁政或德政。
    洪武初年，明廷诏谕中即书：“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在赐给前述赏竺监藏等诰文中说：“朕受明命，君主华夷。凡诸施设，期在安民。是以四夷之长，有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莫不因其慕义，与之爵赏，以福斯民。”所说“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就是明确地把乌思藏等藏区置于明朝版图之内，无论何族何部何民，一律平等对待，不加歧视。“凡诸设施，期在安民”，就是在藏区的设置建制和措施，目的在于安定民众生活。所说“四夷之长，与之爵赏”，也是有条件的，即“能抚其众而悦天心者”，最终目的还是落在“以福斯民”。明朝在施政治理上，能以这些要求为出发点和标尺，显然会有利于加强藏区僧俗人心的归向，有利于巩固朝廷与藏区的关系。
    明廷在实行征马和复置驿站后，对于逃避赋役的，一般皆能体察民情，宽宥处理。如正统元年，“西番禅师结瓦端竹星吉言：本地所差进贡人户逃移异地，以避赋役。”明廷知晓后，即敕谕“赦其逃避之罪，俾各复业”。还有更具体的事例，如洪熙元年十月，“罕东卫土官指挥那那奏：‘所属番民桑思塔儿等一千五百人，例纳差发马二百五十匹，数年多逃居赤斤’。”皇帝闻后谕行在兵部尚书张本说：“此初失于抚绥，致其逃窜”，即令“差人同那那往招抚令归，无责其过，旧所负差发马悉免之”。
    在有灾年份，实行减免和延缓。如宣德七年，经西宁都督同知刘昭上言：“缘今年畜牧多疫死，且番地苦寒，请俟来年征之。”后又奏安定、罕东二卫路远未纳，亦请俟明年征之。明廷对此类请求，皆能体恤民情，“悉从之”。
    对于受卫所官员扰害的番民，逃走后的土地房屋谕令当其返回时仍应归还。洪熙元年七月，皇上谕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说：“近闻卫所官，扰害非一，致其逃窜者多。今虽赦宥复业，其居宅、田土已为豪猾占据”。今后对逃走者，“惟令本卫经历司代管”，再有“凡产业为人占据者，皆令追还”。这样对产业的处置，有利于逃走返乡者恢复生计，重操旧业。
    以上所述的五项内容，足以说明明朝对乌思藏在内的广大藏族地区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具有实在内容，并非空泛之语。与元朝相比，有若干明显区别。
    首先，元代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平西王，以藏区（含乌思藏）作其份地，直至终元之世，西藏地方的事务纠纷也多由诸王入藏处置。但明廷却没有把藏区封给自己的王子，这就排除了皇族的占有，而实行更严格的国有。明廷甚至严禁皇系子弟干预边事，否则要受谴责治罪。如晋王曾赐阐化王衣物，阐化王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即斥责晋王违背廷训，并责备其臣仆不谏失职之过失。元代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子孙归顺后，明廷以优抚为名迁其家室到南京，藏区不再作为其份地，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割断了藏区与蒙古王室的领属关系。
    其次，明朝在藏区实行封王制度。其中以乌思藏受封法王与教王最多。从永乐年起，以万户名不符实，废万户制，在各派辖地实行封王。这也是一反元制，元朝在藏区不封藏族僧侣为王，只封自己蒙古王室子弟和入尚元室公主的萨迦后人。明廷对各僧王封赐的封文中，虽未直接一一注明封赐辖区地望，但是由于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传统，实际等于承认其对原有辖区和领地的权力，具有以土地代替俸禄的含义。
    再次，元朝为了设置驿站和确定差赋，曾三次派员入藏清查户口，明朝没有进行这类清查。明朝在谕令恢复驿站后，仅派官员督办，在具体恢复工作上主要依靠藏区大小首领，实行了较为彻底的编岗制度，即主要以土地和牲畜编成差岗，作为支派差役的计征单位。明朝从元朝的以户编岗改为以土地（牧区以牲畜）编岗，前进了一大步。
    最后，从明代后期来看，明廷对所封藏区僧王和其他军政官员的辖区领地，进行了一定考察和干预，强调僧官明确住坐地方，有时派员入藏加以勘查。为杜绝入贡人数过多过乱过滥，实行牌照“勘合”制度，尤其在驿站恢复后，更加注意土地辖区的变化。除了藏区入贡外，朝廷经常派出钦差使者入藏封授，也需与各辖区的驿站打交道，更不得不掌握辖区属主的变化。
    总之，土地最高所有权是主权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巩固的权力，要想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凭借一纸命令推行政令，推动驿站的恢复，那是很难获得成功和贯彻的。明廷册封和谕令的权威性，是藏区大小首领所普遍承认的，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央王朝的支持，以巩固其地位，提高和增强其自身威望和力量。
    包括乌思藏在内的藏族地区，由元归顺明朝的完成之日，同时也就是明廷对藏区土地最高所有权建立之时，两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经济上的权力，具有政治内涵，是主权关系的重要方面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