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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欲借一个有“公共权力”象征的“君主立宪”制度扩大和巩固“私人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帝制诚如昙花一现就崩塌了。在“皇帝”已成为一个邪恶符号的政治空间，袁世凯的选择确乎太不合时宜，既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其“背弃前盟”，践踏共和理想（90）而奋起讨伐，又因侵犯共和制下各政党的利益而致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视之为比“极恶之人”更恶劣者，（91）由合作者转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联络云南首先举起了讨袁大旗。这些群起反对自然是袁世凯顷刻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不在此，而在于袁代表的实力派官僚集团不是一个有共同政治理想和现代政治纲领的集团，而是视私人权力和私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袁世凯处境不妙之际，也像在辛亥革命中轻易地宣布与皇室脱离关系一样立即站到了蔡锷发动的讨袁阵营一边。 “洪宪帝制”很快土崩瓦解了，但袁世凯借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构的以“共和”为符号的“政治公共领域”攫取私权的举措却成了以后的实力派官僚谋求私权的固定模式。但反袁的孙中山当时并未意识到种这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组建中华革命党，仍希图迅速重建共和。孙之意：组建中华革命党是要“迸（屏）斥官僚”、“淘汰伪革党”，“正本清源”，完成“三次革命”任务，目标则“迄于革命成功，宪法颁布，国基确定之际”，（92）具体是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建设完全民国”。（93）对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孙中山本人有前后矛盾的说法。在向华侨通告建党目的时，孙言该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则更张之”。（94）此说似有政党为参与议会斗争之党，革命党则仅负完成革命任务之意。在《致杨汉孙函》中，孙又说，“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型”，只是在秘密时期有特殊活动规则。（95）这表明，中华革命党仍是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政党。这些前后矛盾的说法表明，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仍在两可之间：既希望模仿美国等类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建国模式，通过革命斗争建构一个真正国族共有的民主国家，即形成以宪法为载体的“公共原则”为活动规范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此目的达成后，革命党即转化为“政治公共领域”的活动参与者；又希望革命党在创建国家政权后直接管理国家。护国战争胜利后，孙中山表示，“今北京存约法，复国会，共和形式已具，纵非革命党执政，仍不必有所顾虑。要之既然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斥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96）这段讲论显示孙中山因政治空间结构的一时之变已倾向于西方资产阶级建国理念，且把以他制订的《约法》作为“公共原则”建构西方式国家“政治公共领域”看得过分简单。他虽明白知道“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他们只是“姑且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97）却完全未意识到“全无共和思想”的“旧官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决定革命党以“公共原则”建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的目标化为了泡影。 此后，在张勋复辟、段祺瑞毁法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国家“政治空间结构”剧烈转换过程中，孙中山似乎已开始看出上述实力派官僚集团的谋权动机和手段。当讨伐张勋之役初起之际，孙即指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淆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98）几天后，孙又言，“现在吾侪最可恨者系官僚派，此派戴上假面具，人谓拥护共和，彼亦曰拥护共和。此辈假共和，与吾侪真共和相混，至人民不能判别”。（99）孙中山虽然看到了实力派官僚利用其20多年奋斗造成的共和符号攫取私权的现实，却未意识到官僚集团操控以“共和”为符号的“政治公共领域”后，他已不可能再以“共和”为论题重建一个“政治公共领域”与之对抗。因为“共和”成为一个公众认同的“符号”之后，影响对“符号”意义（真假）理解的主体只能是实力派。事实上，此时实力派官僚集团对“共和”符号的解释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申报》杂评即认为，“参议会与非常国会”皆“自谓守法”，而“人则目之非法”。“川湘之争皆自谓为共和而争，而实为川湘之位置而争”。“然所争虽在法与共和之外，尤未尝不假法与共和之名以行之”，如此则“争之愈久，去本义愈远”。（100）此言意即明确，实言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亦是假借“共和”之名而争一方一派之权，于共和本身有害无益。杜亚泉则把孙中山与北京政府之争视为无谓之争，其言，只有“孜孜于研究实业从事教育者”为“要求真共和之仁人志士”，而“以真共和为标帜”，“欲用武力以去假共和者，皆反对真共和之罪魁祸首”。（101）《东方杂志》和《申报》都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媒体，其评论显然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表明“舆论公共领域”对北京政府的“假共和”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真共和”的区别并不关注，而只在意作为政治符号的“共和”。执掌北京政府的实力派官僚以武力为支撑，以“共和”相标榜，用象征性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一定程度地容纳公众的“话语权”，对孙中山及其同仁形成的排拒力显然具有绝对优势。但孙中山似乎对这一态势仍然缺乏准确的估量。他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宣言“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102）决不停止“护法”运动。“南方政府”以“护法”作为参与者进行政治交往的中心议题，究竟具有多大吸引力，孙中山自始亦有所怀疑。他在给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的信中说，军政府成立后，“国内尤多观望，而西南各省，于进行主张，亦稍有出入”。（103）实际情况则较孙的疑虑严重得多，一个作为革命党议题载体的“政治公共领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容纳同为实力派官僚集团成员的南方各省军阀。孙中山实际上作了一个“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史家多有定论，认为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辛亥革命走入了绝境。但细加分析，当清廷预备立宪时期从王朝中分离出来的实力派官僚集团开始借用同盟会建构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攫取权力之际，这个绝境就已经注定。因为从那一刻起，辛亥革命党人20多年奋斗建构的、法定给予每个国族成员同等“话语权”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就已经彻底消失，不可更改地成为了实力派官僚集团获取权力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孙中山及其党人此后的长期奋斗都已是徒劳无益之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以“武人干政”（104）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政治空间结构。 尽人皆知，直到1923年，孙中山方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实行国民党改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铸后的民族主义目标为对外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明确规定要建构一个多民族平等共处的国族国家；民权主义以“民国之国民”“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为限；民生主义主要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保障工人农民等劳动大众的经济利益为目标。（105）其基本方针被解释为“联俄、联共（学界有争议，但不管如何解释，国民党接受共产党与其共同革命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治空间结构的再次重大转换。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广州政府开始形成以一定程度地体现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意旨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心议题，主要吸纳各民族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参与的新的“政治公共领域”。这个“政治公共领域”较之孙中山此前奋斗20多年所要建构的“政治公共领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政治议题把以中共为主要代言人的工农的利益诉求置于显要地位，活动参与者则以工农为代表的新利益群体为主体，并有苏俄为其后盾。它有希望吸纳并完全可能吸纳更广大的社会力量，解决了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无法把南北所持的共和符号区别开来的问题，一经形成就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实力派官僚集团操控的象征性国家“政治公共领域”被取代的可能性至此即已注定。中国此后20多年的政治空间结构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但这一新格局能否彻底改变实力派官僚集团操控国家政治的局面则尚须历史证明。 四、结语 辛亥革命前后10年是中国政治空间结构剧变之期，诸多因素决定了此变化的发展进程与形态，但其基本趋势却对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创建新国家的事业十分不利。这一剧变的发源很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王朝已经开始失去此前历代王朝在国家政治空间中作为绝对权威结构的位置。列强的不断进逼和国内人民的不断反抗迫使满清皇室不得不向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开放权力空间，导致了尽人皆知的满权“汉移”。甲午战争后，尤其是庚子变后，皇室在大势所趋之下，从近邻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而致强的启示中，找到了改造帝国为立宪国这个虚幻的中兴之道。然而，由于国情和政情完全不同，清廷邯郸学步式的立宪运动尽管建构了一个有限开放的“政治公共领域”，也容纳了形成中的大部分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使之不致成为王朝的绝对对立面。但是，清廷的这一举措在换来软弱的资产阶级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导致了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壮大起来的官僚集团迅速从王朝疏离出来而形成有强大实力的利益集团。孙中山为首的辛亥革命党人在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都极不充分、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动员的条件下选择了革命道路，由于受到立宪派和清王朝的双重挤压，不得不把排满革命提到首要的位置。这一中心议题使其建构的“亚文化公共领域”吸纳的利益群体十分有限。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除本党党员外，仍基本没有真正的力量和民众基础，根本无法把自己建构的“政治公共领域”实际地扩大为国家“政治公共领域”。因此，起义成功的实际获利者便成了一夜之间为自己标上共和符号的实力派官僚集团。这个缺乏独立政治理想，却颇有实力和权力野心的利益集团表面接受革命党的“公共权力原则”，把操控于股掌中的“民主共和国”幻化为象征性国家“政治公共领域”。当时，在中国的政治空间尚无任何强大的利益集团可以与之抗衡，其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不断，但无论何派胜利，都会十分熟练地利用“共和”这个政治符号随意改变孙中山制订的“公共权力原则”，继续理所当然地主宰象征性的国家“政治公共领域”。这种政治空间格局一经形成就实际上宣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大业已经走入绝境。孙中山在武昌起义成功后10多年间所做的以“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一条毫无前途的绝路。但革命党人主观上却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对于他们的目标而言纯属徒劳。直到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共帮助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建构的“政治公共领域”才提出新议题并纳入新的利益群体，得以与实力派官僚操控的象征性“政治公共领域”区别开来，并形成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但孙中山似乎尚未真正理解这一转换的意义就辞世而去，把彻底改变武昌起义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任务留给了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