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年3月1日，"默真人"亲自临坛出示乩文： 自审生平，虽不敢缅越规矩，而于圣哲自持功夫，实愧未纯，乃得今果，能弗悚惶？诸方中，虽或与默仅托新知，究其因缘，固无一而非夙契也。此后望各以友谊所在，进而结成无穷期之道谊。念默在生凡所未了之善愿，合群力以振兴之[69]。 仔细体味这两则训文发现：虽然杜默靖死后被封为仙真，但这并非道院组织有意将其重要领导人涂上神秘的油彩。杜默靖作为道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道院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无论在其生前还是死后，道院组织都没有刻意强化其绝对权威、更没有将其神化；不仅如此，道院还以"默真人"的名义在训文中反对将其神化，引文中的"默之化也，本属事理之常，以世人不察之故，未免诧以为奇，尤望诸方弗以奇异相传。务挈正大之理，昭告于众，使无误会，而授诽谤者以口"，说明了这一点。联系前述道院借扶乩形式来推展道慈事务，此处可进一步理解道院组织以"默真人"名义出示的训文，主要内容是劝勉同修群策群力，共同维进道慈事务的发展。引文中的"此后诸端筹进，所望念默荒疏未完之愿，大众一心，力图弥缝其阙，使默少释疚心，亦诸方修功所在也。至于对默之侥幸成功，不可存歆羡心"，以及"此后望各以友谊所在，进而结成无穷期之道谊。念默在生凡所未了之善愿，合群力以振兴之"，即是明证。从以上不难看出其劝勉之词、激劝之意。此外，道院组织在肯定"至圣先天老祖"至高地位的同时，又反对将其神秘化："各弟子之于老祖，当视为至高无上之家长，各各不可以玄奇之心而求玄奇之事，更不可以玄妙之念而求玄妙之护佑也。"不唯如此，道院组织还极力消除敬拜老祖的功利性，劝诫修方只有积极修行、行善，方是悟道之正途："修道者，功行作到，不求老祖护佑，老祖亦护佑之。如功行未作到，而叩求老祖之护佑，不啻人之资格、程度、学识皆不到，而想作高官也。事皆有一定之情理，明乎情理，即明大道。各方弟子在日用寻常中庸之中，求道可已，不必以玄奇奥妙为希冀也。"[70]这也是道院与秘密教门的重要区别之一。以一贯道为例，其道首张天然被信徒尊称"师尊"，他行止不定，神秘莫测。虽各地皆设行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驾幸何方。所以道中人虽极虔诚之士，甚至如点传师欲一睹圣颜，也属难得。 道院主要负责人管理道院事务，既非家长式管理，也不是世袭制，而是具有相当的民主气氛和程序，分工合作。道院每年在母院--济南道院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公会会议，届时全国各地院会都派代表与会。大会由济南道院统掌主持，与会代表提前将所提议案函达母院。开会之日，民主商讨、表决议案通过与否，"提议事项以出席人数过半数之表示为可决或否决之标准"[71]，并非大会主持者或某权威领导人物一人裁决。道院历届公会程序和规则如下： 每日会议事项由主席核定，先一日编列议事日程，并将议案分送各代表依次讨论，其有两案以上事实相类者得并案付议。入会各代表入场时，须签名出席簿，非宣告散会不得无故退席。会议时，如有建议或讨论者，须先起立报明席号再行发言，但不得二人以上同时发言。会议事项有应付审查者，由主席制定列席代表四人以上审查，俟审查报告后再行付议。会议事项有应付表决者，以列席人过半教起立或举手为可决或否决之标准，可否同数取决于主席[72]。 这样的会议程序鲜明地体现出近代社团组织的民主、公开特色。再如1936年四平女道德社的一则训文强调："院中社中各方弟子，无论掌监职修，何人有善言善行、意见高超、合乎道德，我们就应当尊重他，依照他的意见去实行。若是分别职责大小，而不以善恶为辨，则道慈事业，难上正轨已［矣］。各方弟子当详味今日之训语，以后大家都要团结一气，免去互相猜疑、互相倾轧、互相排斥、互相诋毁之大弊病。"[73]这种民主、和谐的因素并非进入民国以后才有，早在明末清初中国民间传统善会善堂中就已经有类似的会议程序和规则。例如，明末出现的同善会就规定："会中务要和气流通，爱如骨肉，隐恶扬善，缓急相恤。如有乖戾存心、构起嫌怨，致不雅观者，不敢请会。"[74]因此，道院组织的这些相关规定既有传统善堂的"和气"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近代社团民主、公开特色的影响；而非完全依靠扶乩下达专断的训令，达到塑造其个人极端权威的目的。 作为道院组织的至高神--至圣先天老祖的训示，有时也会服从人事的意向与决定。现以1932年的"道院十二年立道大会"为例进行说明。 道院将"十二年"定为"一纪"，此一时间对道院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因此，道院对12年一次的大会十分重视："此次大会所关甚巨，非历年之公、坐二会可比，此乃十二年之一大结束，亦后此十二年之开始也，断不可因陋就简，务须郑重筹备，虽不可过事铺张，亦必要冠冕堂皇也。"[75]早在1931年，鉴于上海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老祖即训示："大会之举行为扩化计也，其地以沪为宜，时则来岁仲秋之望，会期三日为度。"[76]老祖的训示发布后，北方各道院代表因1931年东南芒种大会已经在上海召开过，如此重要的立道大会又在上海召开，纷纷表示不满。当时东北沦陷，东北各院会代表来往不便已成定局，如果北方其它院会代表不出席大会，势必严重影响立道大会的召开。为此，道院又以老祖的名义出示训文，在南北双方之间进行协调，更改了大会地点和会期： 老人前命在沪开会者，一则因东南之灾劫实深，欲聚众灵于斯地以为化劫之本也，一则因大江南北导化之机已届其时，故欲藉此会以顺机而广其导化也。今加默查南北各院意见分歧，苟仍在沪开会，恐北方因意见之分歧而代表与会必出勉强，东北半壁苟皆出于勉强，则将来不但无良好之结果，尤恐意见不合而愈启纷呶也，如此则失老人开会结束以往之道慈而扩将来导化之苦心也。况芒种一会东南之导进已少具端倪，此时仍在该地开会似亦为重复，无以见大道之公平也。老人意因大局之关系，不妨略为更改，使南北均为适宜，可将会址移于母院，期则以重阳为佳。……老人本无成见，或移母或改期或仍在沪皆无不可，诸子务当详观默察，以南北之意见而作一融洽之良法，以为导进之准[77]。 神圣仙佛临坛训示在道院中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绝非一切训文均不可质疑或反对。因召开立道大会的地点引起北方各院会的不满，"老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在训文中，"老祖"更像一位长者在调解道院内部的不满和纷争，道院以"老祖"的名义出训固然是为了道慈事务更好的发展，但当其做出的决定遭到院会的不满或反对时，也会及时做出调整，遵从多数院会的意见，维系道院组织的团结稳定。最终，南北各院会在"老祖"的调解下同意立道大会的筹备会在上海召开，而立道大会的正式会议则在济南道院召开[78]。从而顾及了多数道院的意愿，协调了内部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民国时期的扶乩"一般在夜里举行，通宵达旦，灯火辉煌。降坛'显灵'的神灵，主要有无生老母（先天老祖）、济公活佛、弥勒古佛、吕祖洞宾、关圣帝君、观音菩萨等。由于民间秘密宗教的大力提倡，这种巫术活动风靡大江南北，不仅流行于农村，也风行于都市，甚至波及知识界，并与当时传入我国的西方'灵学'相结合，打着所谓'科学'的幌子，将设坛扶乩内容公诸报刊。"[79]这只是就秘密教门的扶乩而言，不具有普遍性。值得注意的是，扶乩风靡大江南北也不是民间秘密宗教大力提倡的结果，扶乩本来就是社会上公开流行的活动，举凡当时官僚、军阀、学者、愚夫愚妇无不热衷。诚然，秘密教门也多靠扶乩活动来欺骗民众，但扶乩不是其专利和标志，亦不具有绝对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这主要看其实际操作者的目的和用途。道院之所以采用扶乩的形式，既受传统宗教文化中"行善积德"、"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又为达到其教化、劝善的目的，而非欺骗民众、危害社会。 四、道院主要负责人言语中的扶乩：侯素爽的例子因为扶乩是在道院内部的坛院中进行，道院内部参与扶乩的人士亦不在道院之外谈论扶乩之事，是以外界很难了解其扶乩的目的和用意。笔者前面对道院扶乩的论述主要还是根据道院内部资料，以及道院内部人士之间所谈与扶乩相关的言论。现根据搜检到的道院重要人物--侯素爽与外界人士谈及道院扶乩问题的几封来往信函，进一步分析道院人士以及外界人士尤其是前者对扶乩的看法。 侯素爽（"素爽"系道名，即加入道院后的称呼），原名延爽（亦写作"延塽"），字雪舫，山东东平县大羊村人。清末进士，曾做过刑部主事，参加过辛亥革命。1912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并任山东省议会议员，曾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思想开明。此人与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等人交情甚笃，且与近代著名学者傅斯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后者的成才得益于侯素爽帮助甚多。傅斯年曾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傅斯年兄弟对其"以父执事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80]济南道院在初创之时曾以"素、圆、惟、灵"四字作为修方道名之排名顺序，以"素"字开头，说明他在道院初创之时就已加入，再考虑到他是济南道德社之负责人，可见其为道院重要人物。他极可能是中国基督徒，因其自述："鄙人以基督徒而服务道院，为同教所抨击久已。"[81] 以下几封来往信件均写于1923年即道院创立之初，联系侯素爽的个人情况并对信中内容进行剖析，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时人对社会上扶乩的看法和道院扶乩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