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种养结合 虽然，中国的畜牧业不及西方发达，但中国人还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土地进行动物和植物的双重生产，以尽可能地满足人口的需求。在古人看来，种植和养殖，即动物生产和植物生产，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养鱼也称为“种鱼”。[3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种养结合也是多熟种植之一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淡水渔业，产量是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与中国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关。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稻田养鱼，它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及肥田的作用。在稻田养鱼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粮、桑（果）、鱼、畜综合经营，立体化生产的循环农业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池塘除养鱼之外，还会种植莲藕、菱角、菰米、芡实（鸡头米）等水生植物，即便是塘中所养家鱼也通过合理的组合，以提高鱼塘产量。如草鱼、鲢鱼混养，“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31]。稻田养鱼出现于汉代，稻田养鸭、养鹅可追溯到宋代，而桑基鱼塘等也在宋代出现，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多层次的种植和养殖结合，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立体利用和循环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见附录三）
    （3）生物多样性与地力常新
    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成就。中国人自感到耕地不足的商周时代，就开始通过施肥的方式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到了战国以后，“多粪肥田”已成为“农夫众庶之事”。宋代《陈旉农书》更提出“地力常新壮”的杰出思想。“粪多力勤”成为夺取农业丰收的法宝，而开辟肥源成为维持地力的关键，有些做法已广受肯定至今仍然值得借鉴。比如，城市居民的生活废物包括人粪垃圾等亦毫无例外地返回乡间农田。[32]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垃圾污染环境等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变废为宝，解决了农业生产肥料不足的问题，实现城乡循环利用。
    但在这一过程中，古人也做出了种种努力通过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来维护地力。不同作物和作物品种的生长发育对于土壤肥料元素种类、数量要求各有不同。因此，品种的轮换种植，作物的轮作、间作及套种，甚至是种植和养殖的结合是充分利用土壤肥力，维持地力，发挥作物及品种增产潜力，达到增产的重要途径。农村一直流传有“换种强下肥”、“肥田不如换种”的说法。稻农发现，早稻田改栽晚稻，头二三年，不必施肥，就可以获得好的收成。在实践中更形成了“每年换种”的做法，如今年种粇，明年此田当种糯，不可年年种一色。[33]
    在换种种植的过程中，古人发现，有些作物非常适合于轮作、套种和间作。如《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谷与绿豆轮作；明代江南地区的棉稻轮作[34]；清代河北无极县农民的谷菜同畛[35]等，此类做法不仅可以控制草害、病虫害，更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古人还发现，有些作物对于地力的恢复有良好的作用，而成为专门的绿肥作物。其中具有固氮作用的豆科植物诸如绿豆、小豆、苕草一类的肥田作用最受肯定。[36]近代以后随着玉米种植在华北的普及，绿豆就永远与玉米合种，成语叫做绿豆棒子，两者相得益彰。[37]同样具有固氮作用的绿萍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稻田蓄萍，不仅可以抑制杂草，还可以肥田。[38]美国的农史学家格拉斯（N.S.B.Gras）说过：“中国给农业历史学家一种极有意思的情况，……他把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在一起；他把田地结结实实地种满，使他的农场像鱼鳞一般……那是聪明的耕种制度，使这个国家不致枯竭”[39]。
    古人还通过选用耐瘠的品种来应对地力下降，发现有些作物及品种对土壤肥力的要求不高，适合在相对贫瘠的土壤中种植。“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惟宜榆及白杨。”清代云南顺宁府有一水稻品种“细谷”，“瘠土山田多种”。[40]清福建建阳县的黄衣禾、赤壳禾“俱瘠田可种”[41]。崇安县也有一品种因“宜瘦田，曰瘦田倒。”[42]传统高秆品种都有不需要肥料的特点。耐瘠作物或品种的存在，使得即便是出现土地退化，也同样可以取得一定的收成。
    种植与养殖的结合也是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手段，动物粪便是中国传统农家肥料的主要来源。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很大程度上是为种植提供肥料而存在的，因此，尽管中国采取了主谷式的农业道路，但还是尽其所能地为畜牧业保留一点空间，这在养猪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养猪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提供肉食，而是通过养猪等将农作物的一些副产品（比如，稻草、麸糠）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垃圾（比如，剩饭、剩菜）转化为肥料，用于粮食生产，形成猪多、肥多，粮也多的良性循环。因此，养猪和种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种田养猪成了第一要紧的事，“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除此之外，稻田养鱼、养鸭，茶园养鸡等，都可以为稻田、茶园等提供肥料。许多种养结合的例子都具有这种功能。反过来，种植也可为养殖带来益处。浙江湖州一带，种菱与养鱼及种藕轮换。因种菱养鱼以后，水底的泥肥沃了，改种一年莲藕，可以不施肥而有2000公斤的亩产量。如果不轮换种藕，塘泥太肥沃，鱼会因缺氧而死亡。
    （4）生物多样性与灾害防治
    为了确保农业稳定发展，中国古代农业采取了许多技术措施以应对自然灾害。除了兴修水利以防洪抗旱等之外，人们还从土地利用方式和耕作栽培措施入手，在为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的同时，也把应对各种灾害当作重点：区田着眼于抗旱夺高产，柜田立足于排涝保丰收，代田能起到“耐风与旱”的效果，亲田可以培肥地力，而保持生物多样性则是灾害防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43]，就是对这项措施的经典概括。
    杂种（有时又称“参植”、“兼种”、“扩种”）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有两种方式，一是同一块田里的混合栽培；一是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在原始农业阶段，种植的主流是混合栽培，即把许多作物播种在同一块田里。由于不同的作物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性不同，而自然条件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人们总是采用“杂种”的方式，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它作物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可能反而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杂种是应对自然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如高田种粟、坡地种麦、低田种稻，使性质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产出为人所需要的产品，从整体上加强了应对灾害的能力。
    旱地农业较水田农业更为脆弱。[44]“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最初主要是针对北方旱地农业提出来的。所谓“五种”也主要指的是黍、稷、麻、麦、豆等旱地作物。也因为是旱地作物，杂种（特别是混播）起来就更为容易一些。不过杂种的作法后来也传到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南方，同时水稻也加入到北方杂种的行列。宋初，本着“参植以防水旱”的古训，曾“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45]宋代南方的小麦和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一度出现“竞种春稼（小麦），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46]稻作农业最为发达的“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47]在南方，小麦等的产量肯定不如水稻，何以要挤出部分土地来种植小麦呢？除了有些地方适宜小麦而不宜水稻之外，抗灾保收是扩种小麦等作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