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古人在考虑选择作物及品种时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高产。追求高产是农业的首要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传统农民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就产量而言，不光是稻米本身的产量，也考虑稻米的胀性程度，煮饭后的软硬度，以及食用后的耐饥度。二是对肥效的反应。三是对水、旱、寒的反映。四是劳动力安排。五是占卜的结果。古人通过占卜，预测未来气候走向，适宜种植的作物及品种，并提前准备种子。如果预卜来年多旱，则会有意识地多备一些耐旱性品种。但这并不是古人考虑的全部因素。实际考虑中，还包括副产品的价值，品质，甚至包括药用价值等。一句话，一切能够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因素都在考虑之列。传统农民同时准备有多个品种，对于每种品种的特性、土宜等心中有数。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要，土壤肥料状况，以及未能可能的气象趋势，做出自己的决策。
    对于生物资源的尊重，对可持续利用的追求，激发古人对于生物资源的保护。先秦文献中提出了“以时禁发”（简称“时禁”）的主张，即只允许在一定时节和一定限度内采猎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其滋生孕育之时采猎，禁止童山竭泽。孟子认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求做到“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这样才能使 “鱼鳖不可胜食也”；“林木不可胜用也”。
    除了采集和狩猎直接对各种生物资源加以利用之外，农业发明之后，还不断地扩大种植和养殖的对象。不断培育和发现新的有用的生物。尽可能地挖掘各种生物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中国历史上，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十分注重生物资源的发现与利用。相传神农尝百草，教民种植五谷。农业发明之后，人们又不断地从自然界中寻找生物资源加以利用。生物的自然变异的发生往往被视为吉祥的征兆，特别是禾谷类作物的变异，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史书中就记载了许多禾谷类作物自然变异的史实。许多农作物品种，就是在自然变异的基础上，再加上人工选择培育而成的。这些品种的发现者和育种者中，既有如御稻米的发现者康熙皇帝，也有如六十日稻（又名救公饥）的发现者孀妇，更多的是普通的农民。
    人们还通过交流和引进来丰富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于是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苜蓿、葡萄、莴苣、菠菜、波斯枣、油橄榄、扁桃、西瓜、甜菜等，中亚的骡、驴、骆驼、天马、金桃、银桃、阿月浑子，朝鲜的果下马，越南的占城稻，朝鲜的黄粒稻，非洲、印度等地的胡麻、木棉，美洲的玉米、番蕃、马铃薯、花生等相继传入了中国。而国内各地之间的引种更加频繁，西部的蜀椒引种到了东部的青州（《齐民要术·种椒》），朝歌的大蒜种到了并州，并州的豌豆种到了井陉以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齐民要术·种蒜第十九》），南方的菘落户到了北方，变成了白菜，白菜又回到了南方，成为黄芽白，历史众多以地名命名的品种便是异地引种的结果。
    引种对中国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麦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棉花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衣着原料结构，成为“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穷富皆赖之”的一种纤维作物。外来的高粱也曾在中国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白菜成为大众的当家菜。新大陆作物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中国土地利用、粮食生产，乃至人口的增长。
    保护与发现和培育相结合，交流与引进相补充，保持了中国传统农业生物的多样性。六世纪《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栽培植物的种类就达90余种，每种作物又有许多不同的品种，粟类品种就有100有余，稻类品种也有30有余。而清《授时通考》中所收录的水稻品种数量更高达到了3429个，各地实际上种植的品种更是不计其数。于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生物各类之丰富。
    四、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的现在和未来
    （1）来自单一栽培的挑战
    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用以解决其自身所面临诸多问题的一把万能的钥匙。但这把钥匙本身也存在缺陷。对劳动力需要量大，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反过来导致人口过剩，劳动生产率偏低。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具没有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多样性的稳产和单一性的高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应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古人也总是有意识地选种一些高产作物进行种植。这也是就是导致单一化种植的根源。
    今人以为，单一栽培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殊不知单一栽培的趋势由来已久。农业发明之初，当时同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随后人们观察到某些作物的产量要高于其余作物，将这些作物的比重增大，就可以获得更多食物。以后慢慢集中于几种主要的谷物上，于是又有“九谷”、“八谷”、“六谷”、“五谷”、“四谷”之称。通常说的“五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在“百谷”变为“五谷”的过程中，一些谷物纷纷退出粮食作物的行列，这就是单一栽培（或单作）的开始。《淮南子·秦族训》：“蓠先稻熟，而农夫薅之者，不以小利害大获。”蓠，水稗也。人们的食物来源和原先相比更主要地集中于几种作物。单一化的危害也开始呈现出来。于是在先秦时期，便形成了“种谷必杂五种”的传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有意识地保留某些作物的种植。如，大豆、稗等。[75]宋代更以诏令的方式要求“专种粳稻”的江南“益种诸谷”，“杂植诸谷”的江北“广种粳稻”，以效法“参植以防水旱”的古制。二是选育不同的品种。经过不断择优选良，包括自然的杂交变异和人力的精心培育，积累起大量的各式品种，适应当地的风土环境。
    但单一栽培的趋势并没有停止。为了改善耕作条件，特别是适应牛耕的需要，至少自宋朝开始，就采用了平整土地的做法。[76]平整的结果使得原本“垄峻如梯，田小如瓦”的农田，“开十数畛而通为一”，原本需要不同作物或品种，以适应十数畛农田种植需要，也为一种作物或一个品种所取代。生态景观的改变导致物种及其相应的遗传物质的改变。明清之际，单一栽培现象已很明显，对此有识之士批评道：“今北多黍稷，南仅稌稻，乖备种之义矣。”[77]大豆等粮食作物退出了主食的行列，其“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78]。不过近代化以前，虽然存在单一栽培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成为问题。人们通过不同生物的组合，和品种的多样性缓解了作物单一栽培的趋势。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最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全球化，传统农业开始面临危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对于农产品产量和成本要求，使得规模化和机械化成为经营农业的必然途径，专业化和单一化则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依靠现代科技成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传统农业中长期存在的富余劳动力，也为治山改水和园田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单一化。如此一来，原来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在单一化的过程中，一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而另一些作物的种植面积却下降了，虽然农业的总产量提高了，但却出现了结构性的短缺。大豆和高粱等种植面积的减少乃至消失便是单一化种植的产物。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且长时间里，大豆一直在传统农业生物组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产量也曾位居世界之首，但1950～70年代把大豆等油料作物被视为低产作物，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下降到次于美国、巴西之后的第三位，至今每年都进口大量的大豆。2008年，中国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在10-12年前，中国的大豆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现在中国却变成了排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日本以进口5000万吨排在第一。另外，中国每年植物油需要进口800万吨以上。曾经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作物之一的高粱，也在上世纪 70年代退出了历史舞台。[79]
    以北京地区为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粱种植面积约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0-15%，1975年达5.6万公顷（83.66万亩），占当年粮食作物总面积的9.35%。一直到1977年，面积保持在3.7-5.3万公顷（55-80万亩）之间，随后又呈下降趋势，到1995年，只有0.3万公顷（4.80万亩），仅占粮食播种面积的0.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粟的种植上。1949年，北京地区共种谷7.5万公顷，占当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5.2%。1953年谷子种植面积9.4万公顷，占当年粮食播种面积的15.7%。至1995年，全市播种面积0.4万公顷，仅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0.8%。在高粱和粟等萎缩的同时，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却迅速飙升。1995年全市玉米播种面积20.8万公顷（311.68万亩），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47.9%，冬小麦播种面积17.2万公顷（258.3万亩），占当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39.6%。二者相加占粮食播种面积的8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