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这种经济无疑是动态的，但是没有朝着西方式的现代化前进。例如长三角地区的手工业与西方相比，其机械化程度很可能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西方的原始工业日益聚集于专业化的地区，其员工越来越多地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专职工人。我们可以想见，比起中国的条件来，这两个条件更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创新，甚至是更广泛的技术创新。像已经证实的一样，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在向能源密集型生产过渡中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当地的物资有限，而且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论述过，从别的地区输入大量能源是很困难的[1]62-6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沿海的能源相对价格异常高，这就使得为了实现高产，人们努力寻求通过多使用能源而不是其他投入的方式成为泡影。例如，1704年的数据表明，广州人基本热量（来源于淀粉）的消费是伦敦的19％，整体消费物价指数（CPI）为伦敦的29％，工资水平是伦敦的27％，而木炭价格却是伦敦的528％。而且，在近代化学尚未发展之前，与农业相比，尤其是那种能获得廉价能源的行业，几乎提高任何产业的生产力都很容易。由于每一块土地都是独特的，这就让在其他地区运用得很成熟的技术，运用到另一块土地上时仍需反复试验。加之杂草、昆虫及其他害虫不断进化，农业必须不断对付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而导致产量下降的趋势，而在工业中则没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在19世纪飞速发展的英国，某些领域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但同时对提高产量相当困难的农业和林业领域也是关注较少的[15]。但是，这一转换所需的贸易伙伴，能轻易地扩大自己的农业生产，或拓展用煤炭替代木材的能力。事实上，长三角地区缺乏后一种机会，而且我们将会发现，到18世纪，其输入农产品的机会正在缩减而非扩张。
    到18世纪末期，上文勾画出的这种体制一直是停滞的，19世纪以后便解体了。原本向沿海地区提供谷物、木材等的内陆地区，因其人口增长而降低了这些资源的输出量，他们也发展起了自己的手工业，因此又减少了成品输入。这给长三角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到1840年，一匹布的均价相当于1750年米价的一半，贸易额很可能也萎缩了[1]323-326。长三角地区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市场，满洲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更倾向于其他地区很难与之竞争的高端市场。大约从1750到1850年间，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几乎停止增长，而同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却翻了一番[1]244-246。可见，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前，长三角地区的生活水平可能没有迅速下降，但它确实停滞了。
    这就使得长三角地区为其他地方提供补助渐成负担，同时较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也使得维持生态稳定渐具挑战性。1820-1850年间，猛增的黄河治理费用占清政府开支的10％-20％，就是一个突出例证，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到19世纪中叶，除了满洲地区清朝试图保持它的封闭，以便维持其“传统的”半游牧的满族生活方式外，中国未开发的内陆边地已越来越少，所以那些寻找新土地的人们，往往开垦山坡、围垦湖泊、垦占其他场所，这都增加了环境风险。再加之西方入侵和其他灾难，致使该体制超出了其极限，且贫困地区的环境、政治和社会危机都渐次自我强化，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资源争夺加剧了民族间的紧张局势。由此所致的动荡最终也吞没了富庶地区，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从广西山区转战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让那里成为战场达10年以上，给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带来了灾难。
    但是尽管苦难深重，却强化了世界经济的联系，也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了新的机遇。东南亚的稻米、满洲和西北太平洋的木材及其他原材料，替代了中国内陆枯竭的资源，丝绸、棉布、草席、藤椅、烟草和成药等新旧两类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找到了新市场（大部分在东南亚）。在东南亚，移民们也找到了新出路，使粤闽两省为此受益。另一个开边在清政府日益受到来自俄、日帝国主义紧逼的满洲，为了不完全丧失对该地区的控制，政府鼓励汉族人移民是不二的选择，这又给河北和山东沿海地区带去益处。新技术和成本更低的交通，促进了贸易往来、移民以及移民们汇回家乡的汇款的不断增长。虽然政府无法像日本那样大规模地提供各种现代服务，如大众化的教育，但却集中精力成功地促进和保护了一些沿海地区，同时使得内陆地区越来越能够自力更生。应当承认，政府专用于黄河、大运河的费用额度是个极特殊的例子，在1850-1911年间，几乎从20％暴跌至不足3％，以金价估算，虽然政府的总支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能增长了将近900％，但在1937年，其支出也不到1850年的三分之一。在20世纪早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该地区男性身高的极限样本，显示出了该地区几乎与日本一样的相对迅速的经济增长。显然，日本的这个速度维持的时间更长。不论中国的沿海地区是被西方人、中国人或日本人控制。它们在经济上发展得也相对较好，当然满洲地区除外。而在内陆地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表现得颇为糟糕[16]。
    尽管上海有新兴的现代产业门类，但长江下游地区和华东其他地区的发展支柱仍是农村产业。丝绸出口飙升，刺绣、草席、藤椅和其他产品都打人了海外市场。能够使生产保持规模小、灵活性强、资源节约、开拓低成本但又相当熟练的劳动和利基市场的（指小众市场或特定市场--译者注），往往是海外华人[17]。即使是如火柴这样的现代产品，也多是在农村完成生产（农村里女孩往往负责粘火柴头）。这些产业在中国最先进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重复着日本早先的发展态势。
    同时，正如我此前描述的作为这些发展动力基础的地权模式，被19世纪中叶经历的各种事件动摇了，但大部分还是在相似的条件下重新得到了稳定。一方面，太平天国时期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长江下游的地主们必须给他们原来的佃户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并确保他们的权利，才能在战争结束后重新开始再生产。但是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的减少又为苏北和其他贫困地区人口迁人提供了机会，这种迁移往往面临着很不利的条件。竞争随之而来，原住户有时会断了新来者的水源。因共同打击太平军，地方精英和政府有了更密切的协作，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地主的地位。例如，地方政府更加愿意帮助地主催促佃户缴税（或者允许私人使用武力逼租）。然而，这样做主要的结果，似乎不是对租约规则的改变，而是将其更好地执行，租约规则也并不意味着长期拖欠租金的佃户不能被驱逐[18]229-300。
    一般来说，永久佃户的收入仍然保持高于城市初级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机械化工业的增长和经济大萧条压低了农产品价格，这个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在整个民国时期，长三角地区附近的居民几乎没有人认为到上海去做非技术性工作是值得的。这些工作一般都被来自更北部贫困地区的人们（通常是遭受灾害的人们）所承担[18]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