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的这种发展，也得益于某些全球性的条件。这一现象在皮特。凯恩（Peter Cain）和安东尼。霍普金斯（Antony G Hopkins）关于“绅士资本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不管人们能否接受他们对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解释。粗略地讲，他们认为在塑造英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金融家的作用要远大于实业家。因此，只要大阪和上海将重点放在轻工业上，使用西方的商业服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购买西方的资本产品，它们就会面临相对开放的市场。20世纪初期，在中日两国的英国领事不再推广英国的纱和布，转而推广英国纺纱和织布厂所用的机器设备（西方人主导了战略性和高附加值的重工业，并且保持着对世界上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成比例的控制）[19]。这种劳动分工并没有让帝国主义在东亚良性化发展，即使最初的暴力“开放”结束了，鸦片、战争赔款等诸如此类的伤害持续而来，当日本寻求战略性重工业的资源竞争时，带来的则是巨大的战争。但是，与那些被完全边缘化的输出初级产品的地区相比，东亚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表现还是较好的。
    随着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分离，它日渐落后于后者。非沿海地区，特别是北方的许多福利指标，或停滞或下降。唯一明显的例外出现在那些非常接近大城市或车站的地区，这些地区手工业收入的增长抵消了农业发展不利的状况。有限但重要的数据表明。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实际收入也可能停滞或下降了。
    然而，最糟糕和最明显的趋势，并非是生活水平上的任何微妙变化，而是灾难性事件发生的频度和程度都大幅增加。由于环境日益脆弱，加上政府忙于海防和现代化建设，灾难在各地倍加肆虐。前文引征的说明治理黄河开支减少的数据，本身就表明了洪水的规模巨大，北方的水系也是如此。不断增长的人口降低了华北地区的地下水位，干旱较以前也更加频繁[1]237-238与此同时，清朝鼎盛时期在一些地方实行的对挖井的补助早已消失了，政府提供和监管下的救济也变得更加随意。夏明方从他拼凑的全国各地几个世纪以来散乱的数据中得出了令人瞩目的结论：1644-1795年，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大约为120万，而1796-1911年为1730万。其中超过60％的死亡肯定是发生在清朝最后的40年里，因为仅1876-1879年的饥荒一次就带走了大约至少1000万人的生命。在其他地方，夏明方对自然灾害受害者的统计数略有不同，1840-191]年略超过了1700万，其中90％发生在1875年以后。清朝灭亡后，灾害死亡率进一步加速。据估计，在民国时期有2100万人死亡--其中80％在华北和西北的黄河流域[20]。
    如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尽管在很多方面带有创新，但还是让人们回想起清朝鼎盛时期的一些做法。政府确保每个农民劳动（大约以他们的平均劳动产出为基础）以便让他们得以再生产。而且，土地改革受村民们存有的观念影响极大。例如，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跨村界重新分配土地的计划，就因为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停止。政府努力促进农村工业化，而不是快速的城市化。但这些努力是分散的，有时事倍功半；大部分成功也主要来自当地的主动性[7]92-93。事实上，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在1960年以后就停止了。资金再次从富裕地区调往贫困地区，而且着重于穷人和贫困地区的基本安全上（大跃进时期例外）[21]。即使运用了新技术，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伟大成就，诸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大幅增加对华北地区灌溉的投入等，也都是重复着清朝的措施。1978年以后，虽然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它可能达到的程度，但是从1950-1976年，人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而且国民受教育水平也大为提高。同时，政府禁止纳妾和溺婴，并且采取政策，允许多子女家庭在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时，可以预支他们将挣得的额外工分，这样就解决了“光棍”问题，让每个男人都能娶妻生子。通过这些及其他方式，经济激进主义往往与社会文化的目标得以结合。
    自1978年以来，不管如何巨变，仍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一脉相承。虽然上海和深圳的发展光芒四射，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繁荣的核心一直都是乡镇工业化，这些地区使用了大量的、有纪律而又相对熟练的劳动力，为他们创造了超过1.3亿的新就业岗位[22]。并非巧合的是，就在1996年的时候，乡镇企业的用工量（但不是产量）下降了，农村人口在绝对意义上开始下降。尽管有迅速的工业化和近几年的城市化，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并未超过1840年的英国。现在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收入来自非农活动，这一点和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好一样。韩国的数据与此相反，约占20％，印度大约是45％[23]。“离地不离村”仍然是政府的口号，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很多农村家庭仍然是依赖耕种所得和其他收入。当地的工业利润往往作为税款来为农业和（或）农民的收入补贴提供资金[24]。村民们仍普遍地与地权拴在一起--虽然在像江南这样的地区，目前有地权的人通常将地权转租而常留有实际权益，包括从村有企业获得收入的权利。这样一来，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在工业经济最发达的村庄里有耕种保障权的人，也能够优先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而新来的农民只能去做农业或非农业中最艰苦的工作。这种情况，在清朝时生活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农村的居民来说，可能不会感到惊讶。
    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远快于其已有的城市化水平，这种模式意味着正在积累数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同时也意味着允许市场吸收廉价的农闲劳力和大量低就业率并守家守业的非季节工人。反过来，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会造成农忙季节农村劳力的短缺。一些这样的劳力也被动员起来参与地方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出现了像大跃进这样失败的案例，但这个动员依旧很成功。加强农村工业化和放缓城市化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促进社会稳定。工人们无需像很多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是出外寻求更好的工作，还是与自己的亲人待在一起；在地方工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乡村干部，从中获得了收入及村民们可能的支持，这就缓解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曾有的对村民强制性的直接控制中实现角色转变的忧虑。
    区域性的趋势也暗示了旧模式走到了其极限。农村工业在沿海地区非常集中（向北延伸至天津）：不久以前，三个省份生产了超过全国一半的农村工业增加值[25]。这些沿海地区往往更多地面向广阔的世界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地区。在日本，外贸很少超过GDP的20％，而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外贸却超过了GDP的80％[26]。进出口在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沿海地区进口巨量的石油、金属、原棉、木材等等，这一点正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的，沿海地区每一美元产出所消耗的资源要远少于内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