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人口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口总数的六倍，中国并不能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进口那么多的人均初级产品。在中国西部和中部这样的内地，农业收入如今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在这些缺少工业就业机会的农村地区，农民拥有土地已不再能让他们安于农村了。因此，与早期不同，中国沿海地区已成为一个硕大的外来移民净接受地：既包括临时性的和永久性的，也包括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农村到农村的移民。如今，每年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数就超过了1400万，而且这一人数正在急速增加[27]。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成功地避免了像环马尼拉、墨西哥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那样，产生大量的城郊贫民窟，而且中国还很好地保证了这些新城市人普遍有水有电，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发生的那种长期性冲突--贫民窟的居民需要通过非法途径才能得到这些重要的公用资源。但是中国维持这些成就将越来越困难。
    作一个不同的比较，中国城市化滞后日本50年，近来的和规划的城市化大致沿着日本的轨道进行，这反映出两者的农村工业比大多数的西方国家要发挥更加持久的作用（而且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当日本开始快速工业化时，中国似乎正在进入这个阶段，它的失业率是2％，正巧此时城市在崛起，因此所有的移民都找到了工作。甚至在当前的经济低迷出现以前，尽管估算差别很大，中国大概仍有约12％的城市失业率和大量农村未充分就业的人口[28]。同时，为防止人口问题更加严重而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程度，这样政府就放弃了革命时期的承诺：每一个男人，不论多么贫困，都能够成为户主并且传宗接代。
    为应对这些迫在眉睫的危机，“西部大开发”计划开始实施了。这是一个为在中国西部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庞大的运动，重点在采矿、水坝建设以及其他的资本密集型项目[29]。现在政府鼓励人们迁移到西部去，以前禁人的地区现在已经开放了。如果在地图上标识一下中国水电建设的位置，就会发现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长江在进人中国核心区（China Proper）之前，其落差占整个落差的90％；而黄河在大转弯之前的落差也占整个的80％[30]。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水电潜能都在西部；仅就工程准则来看，大部分水电项目应该建在那里。
    1986年之前所建水电站的分布显示，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地方有充足的人口满足劳动力密集型工程的建设需要，在偏远西部的某些地方缺乏水坝建设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对于政治动荡心存恐惧。但是从1987年以后规划的项目，就像是按工程标准整齐打造的一样，大多着重集中于西南地区。
    因此，“西部大开发”似乎标志着一个长册存在的正缓慢消失的对于中亚少数民族家长式统治的彻底结束。它也冒着很大的生态风险：高原地区被迅速侵蚀，大规模的河水改道，对青藏高原的地下湖泊起保护作用的永久冻土层被扰乱，等等。1949年以后在西藏所建造的水坝到1989年有40％被淤泥堵塞，西部所建的许多新水坝，估计将维持不到20年。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增强相互依存和缩小经济（或许还有种族）差异是将国家弥合起来的一种有效手段。不管它们是否起作用，它们都有着突显和加剧其他差异的风险。沿海地区更加富裕。如果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它的人类发展指数将大致相当于葡萄牙，而贵州省则大致相当于纳米比亚。沿海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更为紧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必通过国家渠道就能够实现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而内地这样的人相对少之又少。在大部分的沿海省份，国营工业在整个经济体中只占12％-25％，那里新富们发挥的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在稳步扩大。而在西部，仍旧是国家主导的发展，60％-80％的工业是国有的。用术语表示的话，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路径是典型的“东亚”模式，而内陆地区则让人想起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苏联突击式发展模式，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可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向前追溯几百年的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已接近它的极限。乡镇工业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农村社区多元化的政治经济都在下降。随着近几年对征地的频繁抗议戏剧化地上演，广泛分配土地使用权本身所发挥的能力已越来越不确定，加之曾为大多数人提供足够机会以确保其留在农村的乡镇工业也在衰落，因为乡镇工业提供就业机会已经大大放缓，而且仍然非常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又位列世界首位。有趣的是，这个比例在拉美最低，其中很多地区的发展轨迹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相反，在那里，与单纯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吸附能力相比，土地非常集中和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让人们更早、更快地移向城市。在人口稠密的核心地区，输入所需初级产品，以及为制成品寻找市场的能力，虽然几个世纪里盛衰起伏，但目前仍在保持。不过，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前景，这一次没有更大的区域可以拓展贸易关系；国家财政大部分依赖于沿海地区，这样在维护尤其像华北和西部相对贫苦和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稳定的能力也受到了威胁；而且随着中国期待改善边远西部的财力问题，一个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延续几个世纪对中亚地区家长式的管理方式，现在看起来正在被中国政府放弃。
    然而，即使这些发展模式可能很快会寿终正寝，它们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中间大约150年的插曲，这个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为其中的大部分人提供了高于全球平均标准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几十年之内，可能中国又可以为沿海核心地区的部分人口提供世界上最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这些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超过世界20％的人口，依赖于世界7％的土地和5.5％的淡水，并且当时（直到现在）在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力方面，远不如北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没能或者恰当地产生，这与其被看做一个巨大的偏差，不如说这条通向现代世界的道路需要依据其自身的情况来给予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