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通过粤海关建立“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制度,十三行成为清代中期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贸易体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步展开对十三行的学术研究,现将百余年的曲折发展简要评析如下。 一、1900-1949年:奠基阶段 早在清代中期就保留了十三行的中外文献资料。道光十五年( 1835)梁廷楠所编《粤海关志》中《行商》卷,是国内最早记载十三行的资料,在清代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略有行商的记载。西方资料如杜宁《番鬼在中国1836-1837》( Downing,C.Toogood,“The Fan-Qui in China in 1836-1837”,1838)、《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天国的美国人》(Tiffany Osmond Jr,“The Canton Chinese or the American‘s Sojour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Boston and Cambridge, James Monroe and Co.1849),还有在十三行商馆区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都是有关十三行的早期外文资料。 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最早的研究成果出自国外。1902年法国学者高第发表《广州之行商》(法文《通报》第3期,1902年)。20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成果是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英文版,作者在中国海关长期担任税务司,书中详尽记载了1635-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早期中西贸易、清代前期海关行政以及十三行的历史。其后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广东外国贸易独占制度》(《庆应义塾学报》1912年)及《十三行》(《三田学会杂志》1918年4月),根岸佶《广东十三洋行》(《支那》21 -5,1931 年),松本忠雄《广东的行商及夷馆》(《支那》1932、1933年),格林比《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亚细亚杂志》1925年10月号)等,都是国外早期研究成果。 1922年柳诒徵以柳翼谋的笔名在《史地学报》1922年第4期上发表《近世史料之一》的文章,部分内容涉及十三行内容。广东青年学者梁嘉彬1932年发表国内第一篇十三行的专门研究成果《广州十三行行名考》(《清华周刊》第37卷5期),翌年发表《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行商调停战事史料》(《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1卷1期)。1937年年仅27岁的梁嘉彬出版了《广东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从此这部30余万字的著作成为学界研究十三行的必读书目之一。20世纪上半叶,国内开始有学者加入十三行的研究,如陆丹林发表《广州十三行》(《逸经》总6期,1936年),张德昌发表《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1期),向达发表《明清之际中国艺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第27 卷第1号,1930年10月)等文。 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行研究虽然成果数量不多,然而《广东十三行考》却是奠基性高水平著作。因为梁嘉彬身为十三行商的后代,具有对祖先历史的关注热诚和占有资料的独特优势,加之清华大学治学和中山大学工作经历所奠定的严谨学风和扎实功力,辅以海外求学所拓宽的学术视野和外文资料的积累,还有终一生之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持续,导致十三行研究奠基起点高的特点,为日后研究的超越带来困难。 二、1950-1979年:国内外反差阶段 受时代的影响,这一阶段十三行为学术界所回避,没有研究专著问世,论文不多,代表性成果为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1期)、汪宗衍《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历史研究》1957年6期),都集中在十三行起始年代的考证上。马士《中西行会考--附广州行商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种,《鸦片战争》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则是仅有翻译为中文的外文研究成果。 同一阶段作为十三行发源地的广州乃至广东省内的学者对十三行研究也处于沉寂的状态,只有十三行商的后代、梁嘉彬的胞兄、中山大学的梁方仲还进行着十三行的研究,1960年发表《关于广州十三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1期),此外梁方仲陆续有一些与十三行相关的短文收在《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中。 这一阶段国内有关十三行的研究处在徘徊阶段,但仍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乃至在十三行的研究上产生了世界之最和学术迪斯尼记录。1964年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推出了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的一部震惊学术界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i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 VⅢe siacle, 1719-1833,S.E.V.P.E.N.1964.)。全书5大卷,约400万字,仅书末所附参考书目就长达110多页,约3400余条。该书广泛利用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成了18世纪(主要是1719-1833年)广州地区对外贸易史的集大成之作。它创下了由一名学者独自撰写的博士论文篇幅之最的纪录(多位作者执笔合作的著作除外)。此书出版之后,正遇中国10年动乱时期,国内收藏甚少,极为稀见。此书档案文献宝贵,论述详尽,结构宏大,观点公允,原始档案密集,实属一部难得的精辟力作。它的缺点是内容庞杂而卷帙浩繁,使全世界的任何学者都很难通读一遍。故而此书虽引起了哄动,却未被学术界广泛利用,特别是没有翻译成中文,有碍于中国学术界的利用。1967年,美国人怀特完成了她的论文《广州的行商》(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67年),也没有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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