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十三行出口的外销艺术，代表作是1950年乔丹和杰里斯的《十八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 Margaret Jordanian and Roame.  Jenyns，“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Great Britain Fletcher and Son Ltd.1950）研究了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及中国外销艺术对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1972年美国学者卡尔-克罗斯曼研究了美国皮博特博物馆藏品档案，出版《中国贸易中的外销画、瓷器、家具等商品》一书（Carl.L.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Export Paintings, Furniture, Silver and other Objects”，Princeton，1972），按照类别详细研究了通过十三行出口的中国外销艺术品，是研究十三行外销品的重要著作，亦可见十三行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1950年至1979年由于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十三行研究处在徘徊阶段，研究成果很少，而且多局限在十三行成立年代的考证上，回避了十三行地位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建国后十三行研究不能超越解放前研究水平的反常现象，与国外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反差。
    三、1980-1999年：重振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十三行研究有了进展。
    1.十三行研究著作和档案资料开始出版。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版），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年），有关十三行商园林的《海山仙馆名园拾萃》（花城出版社，1997年）、[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美]威廉。C.享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广东人民出版社，1882年）等外文著作相继翻译出版。
    这阶段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广东外贸史的成果，如徐德志《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陈柏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均将十三行纳入了广东和广州外贸史的框架中，有助于在广东商贸史中了解十三行的地位作用。
    2.十三行与澳门研究紧密结合。在清朝中期中西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十三行关系密切的澳门研究也有了发展，如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等，由于澳门在一口通商时期属于广州贸易的外港，因此有益于十三行研究。
    档案史志的编辑出版，是澳门研究的重点，如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清）印光任、张汝霖撰，赵春展点校《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档案资料有助于研究十三行的贸易网络、运行机制与澳门的密切关系。
    3.初步显示了十三行研究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思路。这一阶段出现了以更广阔的视野探索研究十三行的新思路和研究方向，即以海洋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及十三行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国内代表性的成果是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起陆续出版）。这两套丛书的目的，正如杨国桢教授在《总序》中所说，是“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的价值”，“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基础性的学术积累”。这套丛书为研究十三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而丛书中的诸多成果，例如《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陈东有著）、《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黄顺力著）、《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张晓宁著），更是直接或间接研究十三行的成果。作为中国海洋大省的广东省，也同时出现了用海洋文化研究视野审视研究广东发展道路的成果，如王荣武、梁松《广东海洋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为深入研究十三行积累了基础性成果，为十三行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鉴。
    4.学术论文日渐全面。在政治制度及专题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1年4期），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十三行的成立时间。还有汪敬虞《是住冬还是住夏--关于鸦片战争前广州外国商人的“住冬”问题》（《近代史研究》1980 年4期）对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能留在广州过冬”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和考证，有助于了解十三行与外国贸易的具体环节。徐新吾、张简《“十三行”名称由来考》（《学术月刊》1981年3期）梳理了有关十三行的不同名称，对十三行名称由来进行了考证。
    随着研究的开展，十三行研究的重点领域明显体现在经济外贸以及管理机构粤海关等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 期）。此外有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4期）、《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赵立人《清初海禁时期广东的海外贸易与十三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5年4期），章深《十三行与清代海外贸易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1期），黄福才《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并未垄断中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1期），庄国土《鸦片战争前100年的广州中西贸易（上）、（下）》（《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2、4期），李华《清朝前期广东的商业与商人》（《学术研究》1982年2期），邓开颂《论清代前中期广东对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李金明《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2期）、《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与洪任辉事件》（《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2期）、《鸦片战争前中美广州贸易述略》（《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3期）、《鸦片战争前英商在广州的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4期），都是较有影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