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宗教研究更加细致。十三行与西方宗教进入中国有密切关系，21世纪有大量成果涌现，如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郭德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雷雨田主编《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卫斐列著，顾钧、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李（ Lee.D.S.）《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较有影响的成果。
    7.人物研究更加广泛。研究潘氏家族的主要成果有：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辨》（《岭南文史》 2000年2期），章文钦《十三行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广州十三行沧桑》），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广州十三行沧桑》），潘刚儿《十三行行商潘正炜》（《广州十三行沧桑》），王丽英《潘振承的成功之道》（《广东史志》2002年4 期），王元林、林杏容《红顶行商潘仕成与广东文化的发展》（《广州十三行论文集》），王贤辉《清朝广商潘启》（《产权导刊》2009年4期），宾静《乾隆年间的广州十三行首领潘启》（《江苏商论》2007年4期），潘刚儿《与全球化经济接轨的中国杰出商人潘振承》（《十三行新论》），黄启臣《番禺商人潘启》（《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等文章。
    研究伍氏家族的主要成果有：章文钦《十三行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十三行沧桑》），黄启臣《南海商人伍国莹》（《明清广东商人》），谭赤予《伍崇曜的经济与文化活动述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3期），杨红林《投资美国修建铁路跻身千年五十巨富1834年，中国出了位世界首富》（《湖北档案》2006年6期），张景华《一个生活在没落王朝的世界富豪》（《紫禁城》2007年1期），梁小民《红顶商人伍秉鉴》（《新财经》2008年3期），魏纪侯《伍秉鉴--天下第一富》（《英才》2008年10期），杨红林《清朝”世界首富“伍秉鉴》（《兰台内外》2009年5期）等文章。
    研究梁氏家族的成果有黄启臣，梁承邺编著《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黄启臣《番禺商人梁经国》（《明清广东商人》），魏雅丽《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岭南文史》2007年1期）。
    研究卢氏家族的成果有：黄景听《清代广东著名行商卢观恒》（《广州十三行沧桑》），王丽英《十三行富商群体个案研究--以卢观恒为考察对象》（《广州十三行论文集》），黄启臣《新会商人卢观恒》（《明清广东商人》）。
    除了对十三行四大家”潘伍卢梁“的研究，对其他行商家族或个人的研究也在扩大，如范岱克《广州行商颜氏家族》（《文化杂志》2005年7期），黄启臣《南海商人颜亮洲》（《明清广东商人》）。对叶氏家族研究成果有范岱克著、章远荣译《广东叶氏商人，1720-1804》（《十三行新论》）；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的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5期），敖叶湘琼《谭康官与顺德籍行商》（《十三行新论》），章文钦《十三行行商吴健彰》（《广州十三行沧桑》）。
    8.经济外贸仍是重点。在21世纪的研究中，经济外贸领域仍然是研究的重点，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较有影响的有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2期），文章论述了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提出，商欠案的发生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此外吴义雄在《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书中提出，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导致中西关系巨变的历史过程的主角之一是英国在华散商群体，从而导致鸦片战争以及条约口岸体制的建立。隋福民《清代”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1 期）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认为清朝的贸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体制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体制。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清史研究》2007年1期）指出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李金明《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2期）认为，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的多方敲诈勒索，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