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2)
二、清代的货币与经济运行 在清代,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主要为白银和铜钱(又称制钱)。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王业键,1981;杨端六,1962),但更一般的看法则将其归结为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彭信威,1965;燕红忠,2008),这种货币体系形成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至清末时期。在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内,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政府对其铸造和流通基本上不进行干预,它本质上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而制钱则是一种铸币,其铸造、流通及面值则由政府严格控制和规定。在经济运行中,白银与制钱分别满足着不同的交易层次,如县以下地丁、赋税的征收需要用制钱,县解中央则需要用银;各种批发贸易、长途贩运贸易、对外贸易需要用银,一般的零售交易则用钱;大额的商业汇兑、趸售交易、田产买卖以及民间贮藏等需要用银,民间的一般收支则用钱;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多用银,同一地区的经济往来则多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刘锦藻,2000),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恪守着一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基本原则。 制钱的流通具有地域性特点,白银则更利于较远距离经济活动的开展与区域经济的交流与融合,并能够更好地保障人们之间的经济信用。白银是清代经济中的主要货币,但中国国内自身的银产量却非常有限,主要依赖于从国外输入。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并且中国获得的白银数量也不等同于经济中的流通量。燕红忠(2008;2009)根据白银与制钱的关系,以制钱的铸造量为基础对1651-1860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估算。谷物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传统经济中的物价波动,由于清代没有全国统一的物价指数,我们使用彭信威(1965,第850页1所整理的米价进行替代,将1651-1860年的名义货币量转化为实际货币量,其结果为图1所示。可以看出,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实际货币量的变化相对比较平缓且略有滞后,但却增加了短期波动。在18世纪中期之前,实际货币量明显高于名义货币量,表明这一时期的经济处于通货紧缩之中。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由此推动的物价上涨,至18世纪中叶以后则转变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出现了类似于欧洲近代早期的“价格革命”。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温和的通货膨胀更有利于商业繁荣和经济增长。 有学者认为,中国明清王朝的更迭最初由白银短缺和世界性贸易的衰退而引发,并受到“17世纪世界性危机”的影响,中国17世纪的经济萧条和明王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密切相关(Adshead,1973; Atwell,1986)。清初,又因政府实施禁海政策和铜矿封禁政策,造成了白银输入减少、货币供给量不足和需求萎缩,而出现“康熙萧条”(Mio Kishimoto- Nakayama,1984;吴承明,2001a;燕红忠,2008)。除清初时期的经济有所恢复之外,几乎整个l7世纪的经济都处于不景气之中。但进入18世纪,白银大量输入、货币供给量持续增加,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根据1651-1860年的货币量数据,1651-1680年间的名义货币量虽然略有下降,但物价的下跌更甚于货币量的下降,因此实际货币量在这一时期是增加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仍然处于短期恢复之中。从1681-1710年间,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均出现紧缩,名义货币量虽然只下降了4000多万两,而实际货币量则下降了多达2.2亿两,经济经历了比较严重的“康熙萧条”。在18世纪,虽然货币量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上涨,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则大于价格的上涨,或者说剔出了价格因素的实际货币量也得到了很大增加。在1701-1790年间的近一个世纪中,名义货币量增加了4.6亿两,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了2.2亿两,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21%和0.63%。实际货币量的增长则直接推动了实体经济的繁荣,商品资本空前活跃,农业、手工业生产稳步发展,大批的商业市镇产生并兴盛起来,区域性大市场逐渐形成。 19世纪上叶的白银外流和国势下衰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热点问题,人们一般将这一时期的经济下滑比较笼统地称为“道光萧条”。但根据图2所示的货币流通趋势,嘉庆、道光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紧缩,而非一次。第一次发生在1791-1810年期间即乾嘉之交和嘉庆前期,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分别急剧下降了2.4亿两和2.7亿两,大约为流通中货币总量的1/3和1/2。第二次经济紧缩发生在19世纪30-40年代即道光中后期,名义货币量和实际货币量分别下降了1.3亿两和1.2亿两,缩减了23%和34%。这一时期货币供给量的急剧紧缩严重冲击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它不仅直接诱发了两次鸦片战争,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且也影响到整个近代经济的发展进程。 在清代前期,由于没有合适的生产总值(GDP)的数据可资利用,因此我们无法对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按照麦迪森 (2009,第267页)的数据,中国在17世纪的年均增长率为一0.15%,而在1700-182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则为0.85%;根据刘瑞中(19871的估算,中国在1700-1800年间的增长率为0.99%;邓钢(Kent G. Den9,2009)也认为,中国1750-183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9%。虽然这些数据是非常粗糙的,但如果考虑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增长率应该在1%左右,这已经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初期的增长率基本相当。[1]因此,虽然清代前期的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经济的范畴,但货币供给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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