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清民国时期的货币量与货币结构
    19世纪60年代之后，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开始动摇并逐渐解体，新式的机铸银元、铜元与各种纸币逐渐在流通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方孔铜钱则完全退出了流通领域。清末最终确立了银本位货币的运行原则，但直到1933年之前，在经济运行中仍然是“两元并用”，流通中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和各种纸币等类别。1933年的“废两改元”，才使得银本位的货币运行体系最终得以完成。1935年，国民政府又进行了法币改革，从银本位转向“汇兑本位”，也最终从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
    随着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运行体系逐渐解体，经济中的货币种类也大为增加。清末时期，流通中既有银两又有银元，既有制钱又有铜元，还有各类纸币。同时，不同种类的货币之间还存在着区域差异和发行机构之别，银元有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纸币则有外国银行发行的，也有中国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各类货币也很难有确切的记载与统计数据。彭信威（1965，第888～889页1根据当时的各种调查、记载，以及一些研究成果对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进行了估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这个估计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最全面、最详细的一个数据，当然也是较其他零散的统计或研究而言最贴近实际的数据。
    根据表1中的数据，清末时期全国的货币数量为21亿元或15亿两，相对于18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增加了3.46倍。同鸦片战争前经济发展最好、货币流通量最多的1781-1790年相比，也增加了2.19倍。但这仅仅是名义数量。如果仍用当时的主要商品米价进行替代折算，那么清末最后20年间的平均物价比1851-1860年间上涨了1.84倍，比1781-1790年间则上涨了1.96倍。再考虑晚清时期货币种类的增加和混乱所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货币运行效率的降低，那么按照经济中的实际货币供给量，清末时期的货币数量确实比19世纪中期获得了很大提高，但只略高于清代中期（1790年前后）的规模。
    民国初期的20年间是中国货币状况自明清以来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由于货币种类繁多，地域分割严重，币制紊乱，从而有关货币数量的记载和统计也十分零散，为我们探讨这一时期的货币量造成了很大困难。当然，对于民国时期货币量的统计与研究相对于清代已经大大增多。除官方与当时的一些金融机构的零散报告之外，许多学者也就这一时期的某些年份、某些货币种类的数量进行了研究。综合学术界目前存在的各种货币量数据，尤以罗斯基（Rawski，1989）的数据序列最为完整，估算方法最为合理。同官方报告、其他学者关于个别年份的货币流通量的估算数据，以及经济的发展状况相比照，我们发现将罗斯基的较低数据序列A作为这一时期的货币供给量较为合适。
    1910-1936年间的名义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M/P）及其趋势如图2和图3[2]，可以看出，战前20多年间货币供给的总趋势是在不断增加。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趋势与名义货币供给量基本一致，因受物价因素的影响，其增长相对比较平缓，并增加了一定的短期波动。
    从货币的类别和结构上来看，铜币的数量在持续下降，而银行纸币和存款则在持续上升，银币的数量则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并于1933年起开始急剧下降。二三十年代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存款、纸币所推动的，这反映了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的发展。而各种货币份额的相对变化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货币结构的变动。一般而言，先是纸币继而是银行存款的快速增长，并逐渐对金属货币进行替代，是经济近代化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按照表2所示的数据，从1910-1936年，中国的货币构成得到了很大优化。在1910-1920年间，金属货币降低了4个百分点，银行纸币增加了4个百分点，而银行存款的比例则保持不变。从1921-1936年，金属货币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银行纸币和存款则大幅度提高，但纸币的增加仍然快于银行存款。就中国1936年的货币构成而言，其金属货币所占的比例仍然大大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13年的比例，而银行券和存款的比例则都低于后者。因此，中国在1936年的货币构成大体上只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末期的情况。
    衡量狭义的货币化，学术界通常使用的指标是用最终产品（含劳务）的市场交易量占国民生产总值 （或GDP）的比例来进行度量，在金融问题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M2层次的货币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实际GDP）的比例来度量。在表3中，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狭义货币化水平进行了估算。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狭义货币化水平从1887年的0.15增至1936年的0-3，增加了1倍，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这一指标在1887-1920年期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增长主要是在1921-1936年期间完成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近代时期的狭义货币化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英国和美国在1929年时，这一指标已经分别达到了0.63和0.52。而中国1936年时的水平大体上仅相当于英国19世纪末期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货币制度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