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887-1936年的货币与经济增长
    （一）货币、资本与现代经济成长
    投资和资本积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与资本的形成则是以金融和货币的发展为基础的。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资本的形成来源于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来源于储蓄，而储蓄则取决于收入与利润。因而，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关键是资本的不断循环和周转，但资本的循环流转首先是以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及资本流转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前提的，这最终取决于货币经济的有效扩展。
    投资不仅是资本形成与资本不断积累的源泉，而且也直接推动着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麦金农（1988）通过对发展中经济的研究已经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即在发展中经济（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经济）中，货币与资本是互补的。这意味着“实际现金余额M/P大量和迅速地增加，有助于投资和总产出的迅速增长”（麦金农，1988，第101页）。在近代经济中，工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希克斯所言，只有当固定资金进入或开始进入中心地位的时候，工业革命才能够发生。而要形成固定资金，关键性的问题则是能不能得到流动资金，使流通资金不断周转，不断返回以用于再投资。“要使人们愿意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投下大量资金，那这些人本身就必须拥有形式更为流动的其他资源，以便紧急时可以很快把它变卖以应急需；或者必须有把握借到资金--就是说有把握从能够借到钱的人或拥有流动资金的人那里（可能是一家银行）借到钱。”（希克斯，1987，第131页）因而，工业生产乃至整个经济增长取决于固定资本投资与资本积累，而投资与生产还取决于流通资金的不断循环周转。归根到底，现代经济得以正常运转最终取决于货币量的有效供给。近代中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不仅减低了交易成本，而且直接推动了近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现代化。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增加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导致利息率逐步下降，推动了资金流动、固定资本投资和资本集成，进而推动了现代意义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
    近代时期的利率非常复杂，目前尚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图4显示了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拆息变化。[3]一般而言，拆息可以看作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基础利率。1873-1936年间上海的拆息虽然波动较大，但整体趋势是处于下降之中。图5为1903-1936年近代方向的固定资本投资（Rawski，1989，第245页），其变化趋势完全与货币供给一致，大体上从1918年之后迅速增长。近代时期的资本存量也在不断增长，民国初年经济中各类资本的总量为48.38亿元，到战前的1936年，包括东北在内的资本总量已增至258.04亿余元，特别是与近代经济相关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了更为迅速的提高（吴承明，1991；2001b）。随着投资和资本的积累，近代工业也在不断发展，这从图6中的工业生产指数（Chang John K.，1969，第60～61页）可以得到很好的反映，在1912-1936年间，无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净产值都得到了持续增长。因此，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投资、资本集成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推进了现代经济的成长。
    （二）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是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但中国近代时期并没有对GDP或国民收入的专门统计数据。为了反映近代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本文使用刘佛丁、王玉茹（1997，第91～95页）所估算的1887年的国民收入，吴承明（2001b）所估算的1920年、1936年的产业总产值数据。
    表4为1887年、1920年和1936年的生产总值，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各部门的产值，以及传统产业和现代化产业产值及其所占比例。表5为1887-1936年整个时期及1887-1920年、1920-1936年两个阶段各产业的实际增长率。无论是从总产值还是各产业部门来看，1887-19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1920-1936年。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们对1887年的生产总值有所低估所致，但另一方面更可能在于1887-1920年的经济仍然处于经济萧条和战争破坏之后的恢复之中。按照刘佛丁、王玉茹估算1887年国民收入时的同一口径，太平天国动乱前的1850年的国民收入为181.64亿元（1936年币值），1850-188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64%（刘佛丁、王玉茹，1997，第70页）。根据前一节的分析，中国传统经济大体是在1790年前后达到顶点，之后便出现停滞和下滑，先后经历了“嘉庆萧条”和“道光萧条”，50年代后又遭受了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大破坏。因此，1887-1920年的经济较快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在恢复19世纪所遭受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破坏。
    19世纪80年代处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阶段，1887年现代化产业的产值非常有限，以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农业部门的现代化比较缓慢，从宏观数据的角度其产值同样可以忽略不计。为简化分析，我们将1920年和1936年的农业部门也全部归入传统产业的范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产业逐步发展，1887-1920年的33年间，现代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接近于0增加至6.4%。而接下来的1920-1936年间则从6.4%迅速提高到13.6%，16年间增加了7.2个百分点，现代化的速度大大增加。但直到1936年，传统产业的产值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仍然高达86.4%。从增长率来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长远远高于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代产业的增长所推动的。在1887-1920年间，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都得到了较大增长，虽然因起点的产值为0，无法计算这一时期现代产业的具体增长率。到1920-1936年，传统产业却陷入了停滞，出现了0.02%的负增长，而现代产业的增长率则高达5.33%，在经济发展中传统产业已经开始被现代产业所替代。当然，由于农业和传统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绝对比重，传统产业的停滞导致了这一时期整体经济的较低增长率。而经济的低增长与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的停滞也同当时的社会观察者和微观研究中所描述的农村经济的破败和社会动荡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