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丁颖教授发表《广东野生稻不实现象之观察》对广东野生稻进行了深入的性状考察[5]。根据中山大学农学院稻作试验场采集的广东野生稻观察试验，发现野稻结实率一般在50%，从结实率低的野稻嬗变为结实率高的栽培稻，其中的经过应该如何？为此从1931－1933年丁颖教授观察野稻花及其杂种分离种的不实现象，与高度结实的栽培穗花比较，从中窥知野稻实性嬗变为栽培稻结实性的原因，藉以了解两者的遗传学上的系统关系。
    在对野稻与栽培稻交配育种的同时，丁颖教授提出对现有水稻品种订立明确的分类系统，才能更好地说明野稻与栽培稻亲缘关系。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丁颖教授的另一伟大贡献：稻种种类区分和稻作区域划分。1934－1938年丁颖教授进行了广泛的稻种搜集，从事品种分类的观察研究，1946年又集得栽培种四千余种。1949年《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一文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第六号上发表，梳理了中国丰富的古代栽培稻种种类的记载，确定粳籼是我国栽培稻种的两大派系，古代栽培稻以粳稻为代表，并进而分析粳籼稻在我国的地理分布，提出当时命名的印度稻和日本稻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籼稻和粳稻，并为籼粳稻重新定名籼亚种（O.sativa L.subsp.sen）和粳亚种（O.sativa L.subsp.kêng），提出了水稻分类标准。为中国栽培稻种起源说提供坚实的基础，丁教授在稻种分类和稻作划分上有超高的学术造诣是后人的研究中所无法比拟的。而他对中国栽培稻种种类和分布的清晰确认，不仅科学地说明了中国稻作的历史，也清晰地梳理了野稻嬗变为栽培稻的历史轨迹，确认了水稻的传播路线，有力地驳斥由印度传入说。
    通过如上方面的准备，丁颖教授开始着手撰写系统论述中国稻作起源问题的文章，1949年5月发表《从中国古籍中所见之中国稻作》，便是对中国稻作问题思考的一些总结，主要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了稻作时间，稻种的起源发祥地，并明确表达了中国稻作最古，中国稻种发祥地为今之华南。[6]此文可视为丁颖稻作起源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不过，文章的论述的材料单一，论述也略显简略。1949年7月，丁颖教授对中国稻作起源标志性的探索成果《中国稻作之起源》面世，载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丛刊《农艺专刊》年第七号上，论文分历史学的考察、语言学的考察、古物学的考察、人种学的考察、植物学的考察、粳籼稻地理分布学的考察六个主题进行详细探讨，将之前的研究心得悉数置于文中，以翔实、确凿的材料说明了中国稻作的文化是最久远的，“中国稻作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之神农时代，扩展于26-22世纪间之黄帝至禹稷时代，至1122-274年间之周代而奠定稻之栽培基础；除古典外，得由公元前26世纪间之仰韶稻米及稻叶遗迹，1400年前后殷墟甲骨文之稻、（余加米）等字出土地，及周代多数出土之金文，以实证之”。中国有自己的稻种起源地，“丁颖教授对稻作的起源演变问题是以生态学观点来开展的。他的研究结果，澄清了过去许多片面或错误的看法，使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获得一个系统的认识，为稻种分类奠下理论基础，为我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依据”[7]。古籍所述并无确切年代，因而他又通过比对印度所见文献，发现印度最早记载为公元前1000年间，而此时中国关于稻作的记载已经颇为丰富，丁颖由此得出中国稻作来源与印度无关，全世界稻作当以中国迄今约历五千年者为最古的论断。
    此文发表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对世界的稻作起源研究领域也是个极大的冲击，稻作起源华南说成为当时学界的又一代表学说，直接冲击传统印度起源说，丁颖教授成为稻作起源、稻种分类研究新的领军人物和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