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6日在《文汇报》发表《中国栽培稻的起源问题》文章，重申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并就秈和粳是否同一祖先、早晚稻同源及水稻在南或北方栽培先后阐述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他最后一篇关于稻种起源的论文。
    丁颖教授关于中国稻种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的学术见解，得到当时学界的广泛认可，现在仍为学者所重视，成为稻种起源研究不可绕过的学术基石。
    3、稻作、稻种起源学说的传播与交流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丁颖教授在多种场合发表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反响强烈。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如上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农业科学院成立大会上丁颖作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报告，引起了苏联庞大生物科学界的极大兴趣，1957年5月20日苏联农业生物学杂志编辑部副总编辑给丁颖教授致信，索要丁颖报告原文。信中说”您的报告引起了苏联庞大生物科学界的极大兴趣，成果译成俄文刊登出来，一定很有益“。此后陆续有前苏联专家与丁颖探讨稻作起源问题，如邢雷金教授、卡森科教授等，其中邢雷金教授著作中有稻作起源一章，从历史性的稻作起源、稻谷品粒、生态类型等谈起，谈到水稻植物体的细胞组织、生理特性、品种演变，由此总结出水稻是水生植物，O.fatua是栽培稻的祖先，地方品种是由栽培选择获得的等问题，还认为中国稻种不是来自印度，中国可能是稻种独立发源地之一等想法，这都与丁教授不谋而合。邢雷金教授还介绍卡森科教授与丁颖教授认识，卡森科提出把稻田的稗草的起源和传播与栽培稻种的起源和传播结合在一起看，启发了丁颖教授。为此，1957年9月6日丁颖教授给邢雷金教授的信曰：“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和能够解决问题，同时就给了我对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看法以一个有力的支持。”1957年卡森科教授等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及其演变”稿件传至同行评阅，如越南民主共和国留学苏联的杜世俊等人，彼此之间进行了学术商讨。1957年8月2日丁颖教授致越南农业科学院裴辉院长，赠书《中国稻作区域的划分》，并请对方赠少量粳籼稻种（日本型种）和最优的籼稻若干种并野生稻种。文是1RH 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与一般的深水稻或塘稻很难有所区别，因而以后没其他研究报告发表。丁颖教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专业，日本学界有不少师友和同行。日本于1957年开始讨论栽培稻起源研究，他们对丁颖教授的研究成果颇为关注，并与之进行交流。如1958年3月13日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育种教授日向康吉致函丁颖，询问有关稻作起源学术问题。5月7日，丁颖教授与之讨论到的我国的野生稻种类、栽培稻种类，并解答日学者提问，“所有栽培稻种除个别地方有少数品种类似于疣粒稻或有些类似于小粒稻种……是根据日比野（1942）、Merrill（1940）和其他报告，这在我有怀疑，因而在摘要中只说”类似“……籼型野生稻是见到很多的，但粳型野生稻还未发现，因而无法想象粳籼为各别由野生稻栽培化的类型。至于野生稻不是仅在一个地方栽培化，而是在各地各别栽培化起来的，我的意见也正如此”。应对方要求，丁颖还寄去十粒左右野生稻种。1959年5月30日，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教授致信丁颖，请求惠赠《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的考查》一册。而与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岗彦一教授的交流始于1950年代后期，如1959年7月15日的岗彦一致丁颖信中谈到日本开始于1957年讨论栽培稻起源研究的专项报告，以及互寄野生稻种子和研究资料之事。丁颖教授逝世前，他们仍保持交流，1963年5月1日岗彦一给丁颖教授写信，感谢丁颖先生赠寄《新石器时代稻壳考查》和《水稻品种与环境条件》论文，并介绍“弟现在仍然继续研究有关栽培稻起源之问题，从亚洲各地收集了各种野生稻，进行对集团遗传学的探讨，希望调查在野生稻中有关进化为栽培稻的因子，在印度采集的材料中发现栽培型和野生型之间有连续变异，栽培稻的祖先好象是多年性亚洲野生型（O.perennis）。此外曾旅行南美采集材料，今后亦有到非州之计划……”。5月27日，丁颖回信：“按五月一日大函和尊著18篇……十多年来，我利用我国实有的水稻研究资料和条件，从生态学的观点上进行着一些野生稻与栽培稻品种演变形成工作，最近与若干位同道协作把研究范围稍为扩大到生理、生化、细肥、遗传、变异等方面。由于展开的年期不长，所得不多，但接大函和尊著，使我获及教益不少，特此再表示谢忱。所询巢湖野稻问题，就已往的栽培观察结果看，与一般的深水稻或塘稻很难有所区别，因而以后没其他研究报告发表……”。
    又如6月12日北京周报编辑部收到印度尼西亚一位读者的来信询问有关水稻问题，该部无法回复，便转至农业科学研究院丁颖院长请予帮助回答，6月18日丁颖教授回复信中强调中国的栽培稻种，“我的研究结果是起源于华南，而不同意Vavilav的因子中心说，因与事实不符。中国的栽培稻种是向东北的朝鲜和日本传播的，对于东南亚和印度，各国最古的记载还未发见有什么的确的影响。”
    丁颖教授对稻作起源的探讨源自于从野生稻的发现，用科学试验的手段通过野生稻与栽培稻的杂交培植，考察两者的亲缘性。在得到确实的答案后，形成了华南稻作说。但后来的探讨与谈论中，又提出稻种起源华南说，丁颖教授并未刻意去区分两者的区别，或者他就是认为既然稻种源自华南，那稻作农业也必起于华南。他不断完善自己观点，论证思路是：1、文献上的补充，甲骨文字方面有一些准备，与学生或友人之间交流也得到文献上的新发现，也有少量语言学上的考察补充；2、充分意识到考古材料对华南说的重要性并寻找支持，这期间查阅考古杂志的报道、跟踪最新考古发现，频繁与考古所等研究队伍联络，请求供应标本，也因丁颖在全国稻作起源研究的影响，得到很多响应，这通过国外学者的一些来信可见其影响；众多学者请他鉴定稻谷标本的性状，因此丰富了他的思考。他对华南说是坚持的，并无谓多元说的提出。同时，对古稻作遗存的考察，也关注到遗存人类的生活状况，留意器物、文化等，这通过他自己所作的一些笔记可见，这应该是丁颖教授想从人种学的角度丰富他的华南说的一些准备。3、从水稻本身的研究上去印证，如对中国稻作区域的划分。更具体的是体现在对粳籼稻的研究，《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1949）。稻种类区分和稻作划分是丁颖教授学术代表之一，而这对华南说的论说的角度，是后人无法比拟的，在分类和划分上，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这应该是非常具有丁教授个人特色的研究成果。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应该是丁颖教授在这个问题的思考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影响最大的时期，当时应有很多人接受了华南说。
    尽管丁颖教授关于稻作起源华南说的解答在现代学术界还存有疑问[11]，但关于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问题所作的开拓性工作是无庸置疑的，其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材料，系统的论述，水平达到他所处时代的最前列，其这方面的工作和成果是空前的，为现在继续开拓这个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前进基础，是现在稻作史研究者不能绕开的基石，因而称他中国稻作之父，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