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拟投身于振兴实业活动。他认为振兴实业要以建设铁路为中心，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注：《在上海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当时他计划利用外资，在十年内建造铁路20万里。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拟订了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实业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这是中国工业化的计划，又是发展对外通商的计划。《实业计划》以交通为重点，计划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及四个二等港、九个三等港、十五个渔业港；建造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总长度至少10万英里（约合32万里）；建造公路100万英里，每县平均250英里；治理、改良内河水系。北方大港通过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使欧亚两大陆连成一气。还要建立海外及沿海商船队，至少达1000万吨。
    1930年，武堉幹教授出版《中国国际贸易概论》。他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数十年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居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口货多为制造品，出口货多为原料品”，“现时入超之数又复有年年增巨之势”，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现时中国对外贸易大权，完全操于外人之手”（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4页。）。这些现象不改变，“则中国对外贸易愈发达，国民经济所受之祸害亦愈猛烈”，故非从根本上“打破外人操纵之局面”不可（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25页。）。他从政治、社会、经济及国际贸易受外人操纵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不振的原因，并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对策。除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外，还要打破对外贸易实际上不过是“对洋行贸易”的局面，由华商努力进行直接的对外贸易。武堉幹深感华商缺乏近代商业知识，不熟悉进出口专门技术，“昧于国际商业之大势，而仅以洋行为恃”（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574页。）。他要求华商讲求外贸技术和营业政策。商人营业政策包括制造、价格、买卖、金融、广告等五方面。关于广告，他指出：“广告政策，我国向来不以为意；实则对外贸易之发达，与广告极有关系。犹忆华茶之失败，十、九即败于广告之不若人。”（注：《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613页。）做广告不能只限于在报章及广告场所，“举凡可以宣传之处，要必尽力靡遗”，如展览会、赛会等都是极好的宣传场所。
    四、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创立
    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形成于40年代，除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培刚教授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为外国学者所知外，似乎中国当时就没有别的发展经济学家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30、40年代已经创立，只是没有走出国门而已。张培刚在出国以前即已从事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他之所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除他本身的学术才能外，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业化的学术环境也应该是起了滋生土壤的作用的。
    中国40年代对工业化的研究又盛于30年代，而且更趋成熟。从1940年开始，由刘大均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同人们分专题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完成了十本专著，1943年作为《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接着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也共同主编了一套《中国工业化丛书》出版。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两套丛书的论工业化的著作。张培刚在美国则完成了《农业与工业化》学位论文，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出版。此书直到1984年才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以下仅结合对外通商介绍几部论工业化的著作。
    1945年，褚葆一教授出版《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此书是《国民经济研究所丙种丛书》中的一种。作者在《绪论》中提出，“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对外贸易必须加以适当的管制”。管制对外贸易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积极方面应使对外贸易“具有促进工业化之功能，一个农业国家要工业化，在短时期所要建立的工业很多需要从国外输入大批的器材。同时在工业建立以后，为使他能发荣滋长，应该使他能获得廉价的原料，并给他一基本市场，以保障他的生存。”应注意“如何获取有利条件，使外国有用器材，在短时期内大量入口以缩短我们工业化的历程，使中国能迅速建树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以及如何冲破外国的关税壁垒，为本国产品觅取海外市场，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消极方面则应使对外贸易不致阻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应解决“如何使外国优势工业的产品不侵入市场和本国幼稚工业作生存搏斗”。
    褚葆一提出了进出口贸易的政策主张。进口要实行保护政策，出口要有计划地推进。他分析中国的出口商品有桐油、大豆、猪鬃、生丝、茶叶、蛋品、羊毛等，除茶叶外，都是工业原料品；桐油、猪鬃、大豆、羊毛等在军需方面也有重大价值；桐油、茶叶、猪鬃、蛋品等均属农家事业，容易增加产量。因此得出结论说：“战后的出口贸易，前途是相当乐观的。不过中国的输出贸易，过去有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加以改进，然后才能谈得到发展。”（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55页。）而主要缺点“一言以蔽之，是缺乏主动性”。他提出了三条改进措施：第一，从改良运销改良生产方面着手，“不论商品的品质，外观，包装，盛器，必须处处能适合所运销的市场上，各消费者各购买者的好尚和需要。……并应随时调查研究世界各地的市况，以为继续推广销路，扩大市场的张本。”（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第57页。）第二，要想争取贸易的主动地位，必须以“华行”代替洋行，或使洋行中国化。“总之，要振兴贸易，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贸易机构，自行政院的贸易部，以至贸易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中间一个也不能缺少。”（注：《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第59页。）第三，设法使原料输出变成半制品输出，出粗制原料的出口变成精制原料出口。在建成大规模的特产工业以前，尽可能建设小规模工业，将特产原料加工，以提高产品价值，扩大出口数量，增厚出口实力。还要努力培植和发展潜在的商品和无形输出。
    1946年，曾留美获得硕士学位的章友江出版《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此书是《中国工业化丛书》中的一种。作者主张实行计划贸易，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的现实目标亦即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现实目标。“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之现实目标是输入工业器材以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中心而发展一切其他工业，至于其最高目标则为交换国外消费物品，以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之全部。”（注：《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4页。）为了保障重工业器材大量而源源不断的输入，必须减少或禁止奢侈品及非必需品的进口。同时还要尽量扩大输出，以丰裕外汇资源。他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质上应具有超资本主义性，“应尽量不以对外贸易为私人追逐利润之手段，而仅以之为交换国外物品，以便促进生产力，及丰富民生之工具”（注：《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