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祈雨是其职责之一。按照礼制规定，西周有司祈雨的对象是山川等自然神灵和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贤，如相传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为后土之神的句龙及土谷之神社稷等。汉代太常履行祈雨职责，唐代以后由礼部司管，祈祀对象也主要是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和社稷宗庙等祖先神灵；有时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对象还扩展到天、地等大神，《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
    有司之外，常见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汉代设“开三府请雨使者”参与相关祈雨事宜，还令“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3］；汉武帝“令百官求雨”。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祷雨”；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宋太宗、神宗命群臣、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等。汉代以后，由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之后儒、释、道的逐渐合流，有司祈雨对象还延伸到佛、道等宗教神，后晋皇帝曾命令朝臣、宰臣到寺观祷雨。
    第三，皇帝亲自祈雨。在京城发生旱灾，或者地方发生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皇帝一般会亲自为庶民祷获澍雨，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祈雨的对象、地点历朝历代甚至于每个皇帝不尽相同。
    首先，名山大川是皇帝祈雨的主要对象。西周宣帝祈雨仲山，北魏孝文帝祈雨于武州山。皇帝远行祈雨成本很高，于是皇帝任命近臣、内侍、中使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祈雨。汉昭帝派人祈雨嵩高、首阳山；后赵石勒委派太子和佛教徒佛图澄到临漳西滏口祈雨；唐太宗曾派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唐玄宗派人祈雨骊山；后晋少帝派人到嵩山投龙祈雨；宋仁宗“遣内臣入蜀祈雨”［13］；金世宗遣使祷雨静宁山等。
    其次，宗庙、社稷、郊坛是最常见的祈雨对象和地点。唐中宗派人祈雨于干陵。金代祈雨多在社稷、太庙。明代皇帝春祈雨、冬祈雪于郊坛及山川坛、社稷坛。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竭力认同中原文化，对农耕地区的祈雨活动也非常重视，清初沿袭明代惯例，祈祀社稷坛、天神坛等。
    再次，自汉代开始，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渐渗透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领域，皇帝本人虽然并非教徒，但在灾害频发时，往往会把宗教功利化，企求宗教神灵的助佑。每逢天旱，皇帝常常前往京师附近的寺观庙宇祈雨。后汉隐帝“幸道宫、佛寺祷雨”；后唐庄宗经常到龙门广化寺、玄元庙祈雨、祈雪；宋代皇帝祈雨的寺观较多，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明庆寺、建隆观、会灵观、醴泉观、祥源观等等；清代皇帝多在觉生寺祈雨。与此相关，皇帝还派遣僧、道、术士作坛祈雨。前秦苻坚曾派西域僧人僧涉咒龙请雨，“时天大旱，坚命师祈雨，呪龙钵中，其雨沛然。”［14］后赵石勒曾命僧人佛图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龙降于祈所，其日澍雨。”［15］唐玄宗命术士罗公逺以及梵僧不空、僧一行祈雨；后唐庄宗信任佛僧诚惠，“京师大旱，庄宗亲自拜迎至京城”，但因其祈雨无验，众大臣“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16］元世祖、英宗多次让“西僧”祷雨。
    最后，祈雨群神祠及龙潭、龙祠等。这是古老原始信仰的遗存，并因加入了民间信仰的因素而不断丰富。唐明皇每逢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17］；唐德宗祈雨兴庆宫龙堂，并派人祈祷于群神；后晋高祖派太子祈雨白龙潭；明代祈雨祗告天神、地祇、太岁，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18］。龙潭信仰在清代皇帝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京师天旱，首先祈雨黑龙潭，次祈天神坛，再祈社稷坛。乾隆十五年（1750）亢旱持续，乾隆皇帝一月内两次求雨黑龙潭。皇帝有时还会独处求雨，包含了某些巫术因素。后汉孝顺帝“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3］，其它事例如元仁宗“露香默祷”、清圣祖斋居祈雨等。
    以上诸种官方祈雨形式，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有时是同时进行的，如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天旱，皇帝亲幸寺观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致斋三日，然后分祷各处，“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5］官方的祈雨活动，反映了统治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多神信仰的本质，并内化为文化传统而一以贯之，伴随封建王朝活动的始终，其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喻祈于仪，并包含了大量巫术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