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祈雨的文化要素
    古代官方祈雨的基本文化机制是一种喻祈于祭、喻祈于礼的礼仪行为，它由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活动组成，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集中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官方多神信仰的意识形态。
    第一，同类相感造龙致雨的象征性。甲骨卜辞中有作土龙致雨的记载，“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吉。”［19］祈雨造土龙，其原型是传说中的应龙。《山海经》曰：“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33］董仲舒在《春秋》雩礼基础上融入西汉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方术理念，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祭龙求雨古礼，成为后代官方祈雨的基本范式。以下仅述宋代官方颁布的“祈雨法”。
    宋代统治者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在人力不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神灵和方术、巫术的途径加以控制和解决，中央政府多次颁行祈雨法，要求地方官吏遵行，主要举措就是以龙或者是其他水生物致雨，例如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颁行的“祈雨法”、景德三年（1006年）颁行的“画龙祈雨法”，以及宋孝宗在全国颁行“蜥蝎祈雨法”等。宋代祈雨新法只是起到了规范祈雨仪式的作用，并没有多大创新，也不可能起到实际作用，其本质是交感巫术，即以道具式的土龙、画龙等象征想像中的真龙，辅以阴阳五行之术，以求同类相感。除了造龙之外，祈雨过程中常常要聚集蛇、虾蟆、蜥蝎等与龙属于同类的水生动物，在古代人看来，它们都能带来降雨，“祝蜥蜴以祈雨，龙之同类也”［34］。
    第二，“龙见而雩”的天象观。龙的象征意义与天象密切相关，《春秋》：“龙见而雩”，龙即龙星，又称天田星、灵星、大火星，是古代人观测天象、判断季节、确定农时的依据，《传》曰：“凡土功，龙见而毕务。”［8］《传》曰：“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35］桓公五年龙星初现在农历四月立夏左右，这个时节是春季农作物生长成熟的重要阶段，服虔注《左传》：“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其时穷，人力尽”，此时不降雨，就有可能造成饥荒，所以，这时求雨就成为古代社会的经常性活动。
    相对于春旱，秋、冬旱的危害相对较轻，因为这时庄稼已经收获，不至于短时期内出现灾荒，即所谓“毛泽未尽，人力未竭”；另一方面，按照阴阳学说，秋、冬时节是阳气垂尽、阴气渐长的时节，而祈雨本身包含助兴阴气之意，而秋后祈雨就会违反阴阳自然交替的常理，所以秋冬时节一般不举行雩祀。但是，如果旱情持续或者突发重大旱灾，一般也会突破定制，举行大雩，春秋战国时，“秋大雩”和“冬大雩”非常多见，时间多在八九月。
    第三，附会了大量阴阳五行因素。董仲舒祈雨之法强调五行理念，祭品、服饰、方位、颜色对应于五方观念［36］。同样，董氏祈雨法也包含阴阳观念，例如，由于冬春为阴，所以春祈数字为八，冬祈为六，皆为阴数；夏至秋为阳，夏祈数字为七、五，秋祈为九；均为阳数。另外，在古代人看来，旱灾的发生，是由于阴阳错行引起，郑玄说：“阳气盛而恒旱。”祈雨的目的是帮助补充阴气，因此“闭诸阳，纵诸阴”就成为祈雨的基本原则。阴阳观念贯穿了汉代以后的整个古代社会，乾隆十二年（1747年）京师大旱，有人按照求雨闭阳纵阴的观念，要求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与此相关，祈雨还有有关的禁忌，如西汉第一次雩祀，令民间“不得举火”［25］。
    第四，包含了大量巫术因素。从寻常百姓祷祠，到郡守县令祈祀，再到中央有司的陈祝，甚至于皇帝主持的雩祀和皇帝个人的祈祷，祈雨过程都或多或少凸显了巫术因素。学者对祈雨仪式中的巫术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祈雨巫术包括祈请式、模仿式、交感式、引诱式、惩罚式等类型［37］，如前述造龙致雨就是一种交感巫术，而“暴巫”则是惩罚巫术。
    “暴巫”与远古时代焚人祀神有密切联系，据《淮南子》记述，商汤时大旱七年，“汤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祀天，火将燃，即降大雨。”［38］在古代人看来，巫具有沟通天人的能力，能够充当人与神的中介，替人祈于神灵。因此，在古代祈雨活动中，巫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还是主祭者，“择巫之洁清辨利者为祝”［20］。既然如此，那么祈雨“焚巫”必然是经常的事情，“夏，大旱，公欲焚巫。”［35］僖公二十一年对于焚巫，学者也认为，古代人曾经有以山暗示火的文化心理，“上古祈雨巫事中的”火“其实就是”山“，典籍所谓”焚巫“的烈火最初原是以”山“暗示的，并非以女巫生命为祈雨之代价。”［39］“荒古的祈雨女巫原本就是在暗示火的”山“上投足而舞的。”［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