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国家祀礼的雩祀
    雩祀是国家的礼仪之一，由王室或者皇帝垄断履行，借助于盛大礼仪展示，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官方祈雨。殷商甲骨卜辞同样记载了商王室的雩祀活动：“贞雩方，其有贝。贞雩方，无贝。”［19］周代雩祀参与的机构众多，如主管农田水利的稻人要向百姓收取雩祀所需财用，掌管群巫政令的司巫要率领女巫参加舞雩等。
    雩祀记载频繁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春秋》书雩二十余次。汉代以后，史籍对于雩祀的记载相对减少。西汉初期，“承秦灭学，正雩礼废”［20］，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第一次举行大雩礼。此后，雩祀一直是王室生活中的大事，被列为国家大祀活动之一，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唐代以后，雩祀成为祭天大祀，形式愈加完善复杂，集中表现为程序更加缜密、设高坛雩雨以敬天帝、雩雨与祭帝祖结合等，以示先帝之神验［21］。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雩祀及官方祈雨活动与前代稍有不同，由于都城先在开封，后在江南临安，所以祈雨的时间不仅限于农历四、五月，而可提前到二月；更重要的是，除了天旱因素外，宋代皇帝祈雨也与天象灾异有关，此外，“大量地域神祗在宋代受到封赐、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断发展，是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两大体系不断对话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通过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体现在官府信仰体系这个层面上。”［22］
    一般认为，雩祀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孟夏四月举行的常规雩祀，为例行之祭；另一种是因天旱不定时举行的“大雩”。对此，笔者认为，古代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条件的。
    首先，学者认为，史籍中之所以很少记载雩祀，是因为“常雩不书”的缘故。杨伯峻认为：“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祓之雩，此不时之雩。”［23］其实，清代以前史籍中只有“雩”和“大雩”，并没有“常雩”。乾隆七年（1742年），清朝统治者在制定雩祀典礼时才设“常雩”。清代常雩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皇帝组织有司举行的祈雨活动，可以由有司或者大臣代行，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9］，五十九年（1794年）“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9］清代“以'常雩'为代表的农事祭祀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祭典之一，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标志。……常雩的设立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即偶发性的'祈雨'演变成一惯性的'常零'的过程，也就是从”民则祀之“逐步演变以'圣王之祀”的过程，即皇帝最终垄断了祈祷雨泽的祭神权。“［24］
    其次，雩祀是在春旱发生或者一连几个月的天旱持续到春播时才举行的，即”诸雩旱不雨“［25］中之上，这就为雩祀提出了一个前提，即旱灾。旱灾形成过程中举行的雩祀才叫作雩，否则只是一般的祈雨活动，晋代戴邈说：“天旱日浅则灾微，旱日久则灾甚。微则祷小神社稷之属，甚乃大雩帝耳。”［20］这说明雩祀是灾害发生时的宜时举措，而不是年年例行礼仪。
    再次，即使旱灾形成，也不是立即就举行雩祀，而是根据旱灾的地点和严重程度，依次举行不同形式的祈雨活动，然后因时依势，根据旱情及预后决定雩祀与否。那么，雩祀就不是惯行的仪式了，因为在非极端气候条件下，每年的降水总是保持平衡的，会适时降雨，而不必举行“雩”与“大雩”。而且，汉代以后，雩祀基本遵循“三请不雨，始行大雩”的原则。
    雩祀由王室或皇帝主持，由有司负责组织，是一种盛大的仪式活动，其特征是喻祈于礼，祀礼的物件是至高神上帝，“大雩之祭以上帝为尊。”［26］ “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雩天子之礼也。”［27］但是，历代对于“上帝”也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商、周代雩祀“上帝”有两种见解：一是“五方上帝”说。认为甲骨卜辞中“贞雩方”是祭祀方帝，主要是南方帝赤帝，这种见解在汉代就存在了。汉代之后，儒士对周代，尤其是晚周的雩祀多有考述，许慎《说文解字·雩》曰：“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朱熹注先秦文献时也说：“作乐以祭田祖而祈雨。”［28］田祖即神农，又称为炎帝、赤帝。
    二是祖先神灵说，这主要是近现代学者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商人没有自然神上帝，只有祖先神上帝或者帝，“上帝只是至高之帝，即商人的祖先”，商人的上帝“具使风令雨的神能，并主宰着人间的年成或者灾熯。”［29］按此逻辑，商人雩祭祖先神灵，这似乎也可以找到相关证据，如“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30］社方与田祖并列，即祖先与赤帝合而祭之；另外如《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致禽以祀祊。”对于“祊（bēng）”，郑玄注解为：“当为方，声之误也”，即古代“方”通“祊”，那么，“贞雩方”中的“方”也可解为“祊”。“祊”在古代指宗庙之门，也指庙门内设祭之处，以此推理，殷商祈雨是在宗庙内向先祖“上帝”祈祷。
    汉至唐代以前，雩祀多祈祀“五方上帝”，唐代之后雩祀昊天上帝。“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31］ “五帝”即太微宫五精帝，古代认为是五行精气之神，太微宫“阳曜阴藏”［32］，符合雩祀理念。南朝齐明帝时，有司建议“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6］。隋代“雩五方上帝”［20］。从唐代开始，雩祀昊天上帝逐渐成为惯例，但是，有时还存在争议。唐开元年间，王仲丘认为雩祀应该是五方帝与昊天上帝兼而祭之，宋代有人建议“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帝。”［5］明清两代，雩祀昊天上帝已经成为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