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后，由于人本观念的发展，焚人祭神越来越多的受到批评，“昔宋景公时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40］于是，焚巫逐渐为“暴巫”所取代了，即让巫在烈日下暴晒，以晒替代焚，以祈祝代替死亡。《礼记·檀弓下》记载，鲁国大旱，穆子曾欲按惯例暴巫尪祈雨。为了显示敬神祈雨的虔诚，有些国君和官吏亲自暴晒，《说苑》载齐国大旱，齐景公出野暴露三日，果获澍雨；汉洛阳令祝良，“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阶庭，告诚引罪。”［41］隋代天旱时，皇帝“露坐听政”；唐玄宗祷雨暴立三日；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不雨，帝日午曝立，祷于宫中”［5］。作为惩罚式求雨，除了“暴晒”之外，史书还记载有截断肢体祈雨的事例，“有龟山僧智悟，请就开寳寺福圣塔，断左手祈雨。”［42］僧道舟“尝截左耳为民祈雨。”［43］
    第五，以舞雩为例，祈雨仪式的沿袭发展体现了由祭神、娱神走向礼仪的过程。古代官方祈雨有舞有乐，其目的是在祭神中借助舞蹈并依赖巫术力量增强祈雨效果，其中不乏原始崇拜因素。学者认为“卜辞中出现的舞目的几乎都是为了祈雨”［44］，“舞雩”是求雨祭祀舞蹈的专名，是后代“龙舞”的原型［45］。西周舞雩由司巫主持，舞蹈的名称是“皇舞”，女巫手持鸟羽而舞。在形式上，春秋舞雩采用“二佾”之舞，《春秋公羊传·桓公五年》：“君亲之南郊……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汉儒对祈雨仪式场面进行了一定复原和引申，并趋向于程序化，天旱祈雨“立土人舞童二佾”［20］，不舞不乐。清代入关以后，考源溯流，大雩之礼也采用汉儒描述，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执羽翳，舞皇舞，“其羽翳尽染五采，盖本周礼皇舞三式。”［46］汉代以后的其它朝代如晋、隋、宋、明等雩祀多用“八佾”之舞，由八到十九岁的舞童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穿玄色衣服，手持羽翳，歌唱《诗经》中的《云汉》诗，“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47］ “八佾”之舞场面壮观，展现了雩祀作为国家重要礼仪活动的强大仪式性一面。
    四、雩祀与自然灾害
    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古代统治者重视“天垂象，见吉凶”［48］、“观乎天文，以察时变”［48］的训条，对星象进行密切观测与记录，“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49］，注重日食、星变等天象与气候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历代王朝的祈雨和雩祀礼仪彰显了历史中自然灾害的一些面貌。
    第一，大旱而雩。史籍中记载的雩祀反映了旱灾频繁的自然历史现象。旱灾爆发时，统治者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举行雩祀。学者对《左传》中提到的“雩”进行了研究，认为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们过度的开垦土地，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损害，以及当时气候变暖，从而引起了频繁旱灾。“《左传》所传的几次雩礼，集中在初税亩实行之后的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气候、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几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辨证关系。旱灾集中在这一段时期内出现，正是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反作用。”［50］
    第二，星变而雩。首先，雩祀与日食有联系。在天人交感的观念下，古代人认为，日是太阳之精，而太阳则是人间君主的象征，那么日食就是反常现象，代表灾异，“日食，鲁国凶，边兵起及水旱。”［5］因此，如果天旱时节发生日食，一般也会举行祈雨活动。东汉孝安帝即位后，天灾人祸频发，永初七年（113年）四月日食，五月庚子举行大雩，以求获取救护。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夏五月“日有食之。”［3］六月丙戌举行大雩。宋代是历史上旱、水、蝗、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的阶段，其中旱灾多达一百多次，因此统治者尤为重视天象的观察与祀祭。日食发生时，宋代统治者更是频繁举行祈雨活动。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丁亥，幸寺观祷雨”［5］；开宝七年（974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二黑子。癸卯，命近臣祈雨。”［5］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二年京师连年大旱，二年闰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戊寅，祷雨。”［5］卷5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京畿、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军州大旱，“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甲子，幸大相国寺祈雨”［5］。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辰，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5］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5］，壬辰日亲幸寺观祈雨。宋理宗淳佑五年（1245年）两次祈雨，五年五月戊申，“日生赤黄背气”［5］，六月甲申祈雨；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遂于“甲辰，祈雨。”［5］除了天旱的客观因素之外，上述祈雨很难说与日食、耀斑等日变无关。
    其次，与流星的联系。流星与旱灾有较为直接的联系，《宋书》：“流星入紫宫，有丧，水旱不调。”［51］《宋史》也说：“流星犯，为水旱。”［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天旱，四月发生日食，五月乙丑“天狗堕西南”，六月壬子遂举行祈雨。宋理宗在位五十九年，旱灾频发，亲自祈雨二十多次，对于天象也更为关切。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京城两次大雨雹，但六月庚辰则以“流星昼陨，祈雨。”［5］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甲戌“流星昼陨”，“夏四月壬寅，祈雨。”［5］淳佑元年（1241年）六月，“己卯，流星昼陨。……秋七月壬辰，祈雨。”［5］淳佑四年（1244年）“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乙未，祈雨”［5］，六月乙未，“有流星大如太白”，秋七月“己亥朔，祈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