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犯星的联系。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年）春旱，四月有星大如斗，流入紫宫，周宣帝遂把这次星变与旱灾联系起来，下罪己诏：“朕以寡薄，……不能使天地休和，阴阳调序。自春涉夏，甘泽未丰，……万方有罪，责在朕躬。”［52］宋理宗端平六年（1239年）五月壬戌，太白犯权星，六月丙午祈雨；端平十二年（1245年）四月庚申，“有流星出……大如太白”，且“壬申，荧惑犯权星”［5］，五月甲申朔祈雨；淳佑七年（1247年）两次祈雨，主要原因是旱灾，同时出现了“日晕周匝”、“填星犯亢”天象，皇帝在集英殿召集策士，求直言弭旱。
    第三，地震而雩。在自然灾害面前，人心惶恐，千法百计以求豁免，有些应该作而没有做的事情，必须补做；将来要做的事情必须提前去做。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从正月开始，灾异屡现，先有正月丙署大火，且发生大疾疫；后有二月武库大火，接着是五月星孛、原陵长寿门大火、京师雨雹；六月又有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不得已的情况下，桓帝大赦天下，并于七月举行雩祀。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川建武所兵变，二月南京突发地震，而京师自前一年八月以后没有降雨，于是二月庚午提前大雩，接着三月甲申第二次举行大雩，四月丙午第三次大雩。
    五、与祈雨相随的政事活动
    古代人看来，水旱、地震、瘟疫、虫灾等自然灾害一方面是阴阳错行引发的，因而会主动采取补救措施，其中包括运用巫术；另一方面，在天人感应观念的笼罩下，自然灾害又被赋予人为因素，认为是“上干天和”的必然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现行失常政治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会被动的进行各种补救。旱灾发生时，官方除了主持各种形式的祈雨仪式外，皇帝与各级官吏还要按照固定模式采取一些政治修补举措。
    第一，皇帝下诏罪己。“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在君臣错位或者国家遭受重大天灾、政权处于危机时，自省或检讨自己的过失、过错。《吕氏春秋·顺民》记载的商代开国之君汤桑林祷雨的故事可以说是传说中最早的“罪己诏”：“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53］顺民汉孝顺帝阳嘉元年（132年）京师旱灾，皇帝下诏自责，“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3］在罪己的同时，皇帝还往往下诏罪臣，厘清吏治。东汉永憙元年（145年）旱灾，质帝雩祀后下诏：“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3］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天旱大雩，下诏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18］除了下诏罪己外，皇帝身体力行，政治表率，罢宴减膳，蔬食斋戒。
    第二，以旱虑囚，“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3］。首先，处理冤案，“诏中外理冤抑”。京师天旱，皇帝或亲自“决畿内系囚”，或“敕有司阅狱”，清理积压案件，重点是查找冤案。汉和帝与太尉、司徒一同前往“洛阳狱，录囚徒”；唐太宗“亲录囚徒”。地方州府长吏则要“亲问刑狱，省察冤滥”［16］。其次，减刑罚，根据旱情程度适当减轻刑罚，大旱之年减刑范围大一些。普遍减刑，如“减天下囚罪一等”，“死罪并降从流，流罪从徒，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52］；有条件减刑，如“死以下减一等”，“减徒以下罪”，“减流罪以下”等。再次，释放罪行较轻犯人，“如无大过，速令疏放”，“除死罪外，并放”，“杂犯死罪以下皆释之”，“杖以下释之”。
    第三，省繇轻赋，赈济贫乏，停止不紧要的工程。旱灾发生后，统治者一般会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蠲免灾区田租赋税，“停征新旧钱粮”，“罢诸营造之不急者”。此外，还派遣民政官员，查访穷乏，进行赈恤，“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3］。州县负责做好“掩骼埋胔”等善后工作。
    第四，招贤纳士，广求人才；广开言路，褒贬朝事；处理不作为官员。首先，皇帝下诏征求天下有能之士，出谋划策，缓解情势。后汉安帝面临自然灾害以及西域诸国、先零羌叛乱及南匈奴南寇等情况下，在采取“公田假与贫民”、调集储备粮赈灾安民的同时，永初二、五年两次下诏，一边罪己，一边招贤纳士，“其令……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交车，朕将亲览焉。”［3］宋仁宗下诏求“天下有能言宽恤民力之事者”［5］。其次，文武官吏积极献言建策，评议朝政。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夏旱，而皇帝想营建北宫，钟离意上疏劝阻：“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宜且罢止，以应天心。”［3］金章宗“以旱，下诏责躬，求直言。”［54］翰林文字陈载上书直言缘由及宽民措施。再次，朝议有时会变为剪除异己的政治斗争，汉武帝元封元年（110年），天有小旱，有人借机弹劾桑弘羊，说郡县官吏应当以地租和税收为生，而弘羊让他们“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只有“亨弘羊，天乃雨。”［25］
    第五，祈雨不竭尽全力的官员会受到处罚，“察诸大臣祈雨不躬至者劾奏。”［18］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知大兴府事纥石烈执中因“祈 雨聚妓戏嬉”［54］受到弹劾。祈雨有时也会酿成突发事件，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六月，皇帝祷雨太乙宫，“乘舆未驾，有大声自内发，及和宁门，人马辟易相践，有失巾屦者。”［5］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敬或者突发事件，正如学者指出：“主要是执事人员本无诚以敬天之心，也就不存小心昭事之忱。大小臣工对于雩祭之典仅只报有一种求佑心理，并不实心奉职，更无真正的宗教意识与奉献精神存乎其间，以至草率不敬，人浮于事，最终造成种种失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