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国后17年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如前所述，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并不想否定一切。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抱着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推波助澜，否定一切，胡说建国后17年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把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他们的煽动下，大批学生冲向社会，冲向党政机关，冲向文化领域，冲向教育科学单位，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等等帽子，受到抄家、揪斗、游街、殴打等人身迫害和侮辱。周总理对于这种践踏法制、违反政策的行为，坚决反对、极力阻止。他在北京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说：“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机关的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领导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多数还是好的。”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片面强调“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等谬论，周总理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谁去放手，谁去走啊？”周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民主需要集中，自由需要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反对无政府主义。
    1966年9月初，鉴于许多爱国人士受到冲击， 统战政策遭到破坏，周总理指示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政策必须坚持下去。
    1966年10月15日，周总理和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针对有人提出“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1966年11月间，谷牧同志根据周总理多次讲话精神起草的《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提出：“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阅后同意。
    1967年2月1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时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如果那样看，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那里呢？
    1967年7月初，乔冠华同志就康生在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即投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不通。1971年5月底， 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说：“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反革命集团的说法， 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检、法”。他说：“整个17个年来的公安工作是按照修正主义办的”，“毛主席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不把原来的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主席思想”，此后，全国各地造反派冲击公、检、法机关，残害公、检、法人员情况日盛。8月24日， 周总理在接见广西两派时指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没有好的。1971年1月29日深夜， 周总理召集汪东兴等同志开会，谈召开第15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毛主席的路线推翻。”1971年2月8日，周总理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计等发表讲话。他说：对这一时期的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
    1970年1月27日， 周总理在接见上海市和六机部代表就造船工业等问题讲话时说：“二十年来，在造船工业方面还是毛主席思想在领导；把造船工业说得一团漆黑，我对此有保留，搞一概否定不行”。
    1970年8月16日， 周总理在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时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1971年7月， 周总理修改国家体委一份工作报告，提出：建国后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1971年7月6日，约见国务院全国教育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议对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的看问题”。周总理的这个正确的估价，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也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毛主席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是导致十年内敌的一个根本原因。周总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为建国后17年全国各项工作实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论点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