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周总理与叶剑英同志商定，以治病为名， 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来北京保护。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 周总理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接来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加以保护。
    1968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安全受到威胁时，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把许世友同志接来北京，安置在中南海休息了一两个月。
    1970年，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在驻石家庄地区某部“软禁”时将腿摔断，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飞机接回北京，送301医院治疗。
    1970年4月初， 周总理在《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三○一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据此，张所在医院提出救治方案，但遭到林彪一伙阻挠。5月下旬，张学思同志病危， 临终前表示：“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时对林彪等人强加于他的罪名一一批驳，说：“问题迟早总会弄清楚”。5月29日，张学思同志在医院病逝。
    周总理不仅保护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外民主人士，还保护劳动模范，如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同志，北京市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等。
    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指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成为周总理在干部问题上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解放干部的重要依据。
    1970年2月， 周总理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五七干校抽调回来。
    1972年4月， 原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和原内务部部长曾山相继因心脏病去世。周总理在不到十天的时间，连续参加两位老部长的追悼会，既悲痛又震惊！周总理与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商定，通知在“五七”干校和疏散在各地的国务院各部委副部级以上干部回京，普遍检查一次身体，并改善他们的保健和医疗条件。同时，周总理还指示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对存在的困难及时加以解决。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向国务院各部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请卫生部安排医院承担这一任务。卫生部安排十个医院检查身体。1973年3月，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又因心脏病突然病逝， 周总理严肃批评了未落实好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卫生部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文革”中一度废止的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制度得以恢复。
    1972年3月，周总理看了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逝世的报告， 提出：全面检查一下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病的治病，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不要等病危再去医院治疗。周总理关心这些人的健康和治疗问题，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对强加于这些人的罪名是有怀疑的，或者是不相信的。可是，周总理没有掌握有力材料，又没有经过中央会议讨论，他个人是无权否定的。在江青一伙还在台上的时候，立即释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只能设法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疾病和死亡。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期间失去自由的老干部，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死党外，都是好同志，是冤假错案。
    1972年12月18日，毛主席将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反映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送给周总理，毛主席批示：“应一律废除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当日，周总理在批交有关同志办理时提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对在押人员的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在押人员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违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1973年1月8日，周总理审阅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时批示：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允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病床，接收在押人员住院治疗。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均有所改善。
    1973年年初，周总理约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同志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的工作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出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老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到1973年7月，中组部、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各省、 市、自治区党政正副职、中直各部门正副职、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和军队正军职以上待解放的名单，共约300多人。在周总理的主持下， 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这个名单。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屡屡作梗，百般阻挠。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同志作《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表示愤慨。由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国务院业务组提到会议上151人，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解放97人。 所谓解放，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党内文件，按原级别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或安置休养。
    1973年5月20-23日，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宣布， 经毛主席批准、谭震林、乌兰夫等13人予以解放，分配工作。
    1972年10月，周总理约公安部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来的老公安干部基本不用时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老公安干部至少要恢复一半以上。
    周总理为了加快解放干部的进度，指示党政军、统战、文教、科学等系统，利用国庆节、五一节等重大节日，让应当解放而尚未解放的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文化、教育、科学各条战线的知名人士参加招待会等活动，会后将名单登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党、政、军有关部门每年国庆、五一都提出一个大名单，送周总理审阅。他不仅同意，常常还增加一些人。这样就起到了解放干部、恢复名誉的作用。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利用其他机会解放干部。例如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后，立即组成以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赴灾区慰问。那时周总理正在住医院。慰问团出发后，将名单报送周总理。他阅后指示：吕正操同志是海城人，中央慰问团应增加吕正操同志，并任副团长，让他与灾区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作新闻报导，以恢复名誉。之后，立即派专机送吕正操同志去辽宁灾区，参加中央慰问团的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努力，保护和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保存了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仍然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还有大量老干部没有解放。
    周总理在保护老干部中，最大的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同志，在时机到来时，及时向毛主席提出建议，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第二代领导核心，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先决条件。
    1969年初，因“战备疏散”，邓小平同志一家被安排去江西省，周总理接连给江西省负责人打电话，对邓小平同志一家的安排做出具体指示。他否定了在赣州安置的方案，提出在南昌市郊选一个地方。最后将邓小平同志一家安置在驻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套住宅，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总理的要求。邓小平同志的“劳动”点拖拉机修配厂，离其住处不远。
    1972年1月，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毛主席说， 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总理即示意陈毅同志的子女，把毛主席的看法传出去。
    1972年春，王震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王震同志要我找一位字写得工整的人抄清，并说：“此事请示过周总理，总理说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希望做点工作。8月14日，毛主席阅后批给周总理， 列举了邓小平同志历史上的四条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周总理立即把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印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时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同志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当年12月，周总理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共同研究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问题。之后，纪登奎、汪东兴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同志仍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看了以后，又取得毛主席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 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后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更加信任，让他担任党政军更加重要的职务，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委以重任，与周总理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进言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二十余年，现在谈论它的是非功过，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已故的其他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防止再发生类似严重错误。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在稳步前进，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一切，可以告慰敬爱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