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论与展望
    美西战争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在对这一历史转变时期深入研究后，对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34）这一论断揭示了美西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了美国从此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其实，关于美西战争的两次大论战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一论断进行的，即美西战争是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它有没有把美国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美西战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大辩论。显然，论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涉及到现代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外交政策是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还是实行“世界霸权”政策？这是现代美国历史与外交的根本问题，美西战争的论战之所以如此持久与激烈，原因就在于此。
    美西战争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就已经在推诿战争罪责与抹煞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美国统治集团鼓吹，是公众要求战争，是战争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例如，参议员约翰·斯本纳说，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潮流太强大，煽动者太多，离秋季选举太近了。”（35）麦金莱在为侵占菲律宾辩护时说：“战争把菲律宾交到我们手里”，只要“老杜威”在马尼拉海战后，把舰队驶回国内，那就不会有后来严重的纠纷。（36）非常明显，无论企业界反战说，公众舆论说，心理危机说，（37）偶然偏离论，外国冲力论等等，都是为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进行辩护的论调，比米斯曾对麦金莱的上述言论表示赞赏。在进步史学开始揭示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根源时，传统史学的特征则是：竭力否认美西战争是为了寻求国外市场与投资地区，藉此否定列宁对美西战争所作的论断。如霍夫斯丹德所说：“自从J·普拉特1936年出版他的《1898年的扩张主义者》以来，很明显，……历史学家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那种任意的偏见来对待这个事件（指美西战争--引者）是徒劳无益的了。”（38）其实，这正反映了在美西战争的论战中，传统史学的矛头所向。
    在两次论战中，早年的进步史学家与其后的新左派是反对美西战争传统史学的主力，新左派基本上继承了进步史学，但又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创建的市场学说，对破除传统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以前，普遍地认为美西战争与远东局势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东亚问题的权威学者树立了这个观点。格里斯沃德说：“同西班牙战争，不是为了美国在远东的外交利益”。（39）丹涅特断言：“美西战争的爆发，与远东问题之间是扯不上任何联系的。”（40）这个传统观点，在第二次论战中被推翻了。又如，西奥多·罗斯福在美西战争前曾挖苦麦金莱“像巧克力奶油蛋糕一样没有主心骨”，（41）极端的帝国主义者罗斯福这一偏激之词曾广为传播，并被传统史学用来证明，麦金莱是弱者，没有坚定的政策，战争是被强大的公众舆论促成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在第二次论战中也为市场学说所揭破。正如历史学家贝斯纳指出，今天对麦金莱再作这样的评价，几乎被认为是无稽之谈。这些都是第二次论战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然而，新左派史学家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不完整、不准确的。他们的“新帝国”、“海岛帝国主义”与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有实质上的区别，因为他们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而不是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在分析海外贸易扩张时，他们没有把贸易扩张看作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政策的一部分和帝国主义时代新的殖民主义特征的反映。拉法贝说：“……美国获得这些地区，不是为了履行殖民政策，而是利用这些领地，作为取得市场的手段。”（42）麦考密克在解释“海岛帝国主义”时说，“1898年美国获得海岛地区，不是‘大政策’帝国主义的产物，……主要是为了一条通向中国的贸易路线”。（43）看来，新左派所说的殖民主义，还是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老殖民国家的领土扩张，从而，他们把帝国主义时代的贸易扩张与领土扩张相对立，因而贬低了美国实行领土扩张如侵占菲律宾的意义，掩饰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麦金莱就曾用门户开放来为刚刚出现的美国帝国主义辩护，他说，美国侵占菲律宾不是走向帝国主义的第一步，美国是为了贸易，贸易大门将向各国开放。
    总之，新左派的市场学说，把美西战争解释为资本主义贸易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市场学说的局限性使新左派史学家不能充分揭露与战胜传统史学。例如，在对待企业界反战说这个问题上，他们没能在理论上阐明美国企业界同战争的关系，结果是被普拉特牵着鼻子走，把问题局限在考证企业界何时（战争开始前几天，还是开始后几天）表态支持战争，美西战争性质的论战缩小成讨论企业界的直接反应，这就等于承认了普拉特在论战中树立的前提：企业界的直接反应是美西战争性质的主要标志，于是，双方各自引证材料，证明自己的结论，使论战处于胶着状态，真理与谬误界线不清。这样，美西战争传统史学的有力支柱企业界反战说没有被推翻。正如腓利普·方纳最近所说那样：“尽管有新的研究与值得考虑的批评，但距今近五十年的普拉特的论证，仍对这门学科的许多著作产生影响。”（44）
    美西战争两次论战表明，必须用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把论战继续下去。美国的一些史学家已开始这样做，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享有声誉的历史学家方纳，1967年发表了题为《美国为什么诉诸战争》的论文，他大量引证了美西战争时代的文献来证明，在当时，美国社会主义者与其它同时代人就揭露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与威廉斯的市场学说不同，方纳在指出战争的经济根源时，更强调了战争与垄断资本的联系，他的结论是，“以武力反对西班牙为其顶点的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其根子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它的市场要求。……美西战争确实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45）他指出，普拉特的大多数企业家反对战争的结论与许多著作中关于美国总统是在大得无法阻止的公众喧嚣下迟疑地走向战争这一概念应该重新加以考虑。1971年，方纳发表《西班牙-古巴-美国战争与美帝国主义的诞生》一书，这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的美西战争史。方纳试用新殖民主义理论来解释美国帝国主义。他指出，美西战争后，美国在古巴岛建立的是新殖民主义统治，后来，这又变成对整个拉丁美洲，甚至菲律宾的统治模式，“尽管在美西战争后一个时期，美国帝国主义确实同赤裸裸的殖民占领与合并联系在一起，但是，年复一年，古巴的新殖民主义模式愈来愈变成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征。”（46）这就是说，美国给予古巴以名义上的独立，给予菲律宾以自治，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束，而是赋予美国殖民主义新的形式。这一论断对“大偏离”论是致命的打击。美国不是暂时“偏离”反殖传统，而是从此背离反殖传统，带着新殖民主义这一特殊形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用列宁主义关于新殖民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研究美西战争以来的美国外交，还仅仅是开始，但已经显示了它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我们应该沿着这条路子，深入与完善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研究，为创立新的学说与学派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