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当时人观察环境的视角来研究往日的环境，在西方地理学研究的实践中源远流长。早在1936年，英国地理学家伍尔德里奇（S.W.Wooldridge）有关英格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聚落的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就是：有必要“通过一位具有实践思考的人迁农场主的视角来认识英格兰的前身”[45]。沿着同样的理路，赖特（J.K.Wright）将“地理学认识论”这一术语引入了地理学的文献之中，将其定义为“从任何或所有观点对地理学认识的研究”。他认为地理学认识论涵盖了“各种人（不仅有地理学者，还有农场主与渔夫、商业董事与诗人、小说家与画家、贝督因人与霍屯督人）的地理学观念，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知识（无论正确与否）曾经是当时人行动、探索与开拓的根据，因此，通过研究来获得它的复原，就是认识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必要前提。[46]由于不同人或群体对同一时期同一地方的环境认识可能会有很多差异，并由此构成了关于同一特定环境的多重地理知识，所以关于“地理学认识论”的研究需要广泛地考察当时的各种观察记录，而不能利用孤证材料或狭隘的一批资料。梅伦斯（H.R.Merrns）对18世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表明，该州土著部落对当地自然环境的评价、移民定居者的评价、现代地理学者的“真实”陈述与评价，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他有关殖民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环境的研究中，梅伦斯分析了五类观察者所“构想”与描述的南卡罗来纳州自然环境：第一类是当地殖民当局，他们撰写的旨在招徕更多殖民者的宣传册把南卡罗来纳州描述成一种人间天堂；第二类是传教士、行政官员和军官等公务人员，他们在报告中也倾向于积极地描述环境；第三类是旅行者，他们的纪行文字显示出独立思考的特征；第四类是自然科学者，他们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记录的笔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科学理念与观察方法；第五类是当地的定居者，他们留下的日记、书信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感受，对他们来说，环境对聚落与发展的影响是最直接关心的问题。通过分析，梅伦斯具体地展现出赖特所界定的不同观察者或群体的“主观概念”之间具有怎样明显的差异，以及在这种明显差异的“主观概念”指导下对同一环境的观察又会有多么巨大的不同。[47]
    这些研究理路启发我们：立足于“了解之同情”的人地关系演变研究，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今见文献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记载，出自何人或何种人群之手，反映了哪些人对环境及人地关系的观察、感知与思考。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今见文献中有关长江中游地区环境及人地关系的记载，其作者大抵可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封疆大吏、州县官员等，他们主要立足于地方治理、经济发展、财赋收入、民生保障等官方立场，从各自的地位与利益出发，对本地区的环境及人地关系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描述与评价，其相关认识主要反映在奏疏、报告、地方志等官方文献及其个人文集中。第二类是客寓、旅行的士人，他们或因官场失意而谪居、流放（如贾谊、刘禹锡、王禹偁等），或因赴考、赴任而经行（如陆游、范成大），或以游览山水，都留下了诸种文字，其中包涵了或多或少的环境与人地关系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因其生活状况、感遇、心境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判断。第三类是地方文人，如范锴、王柏心、胡祖翮等，他们往往因科场失意、仕途不顺，或作为地方长吏的幕僚，长期困处下僚；或作为巨商大豪的门客，以谋衣食；有的家境富庶，不虞生计；有的则生活困顿，无暇他顾。他们熟稔地方时务，通识世事人情，故其对所处环境及其变化多能体察人微，议论或切中要害，或贯通古今，颇具卓识。第四类是粗通文字的民间文人，族谱的编纂者、民间文书的书券人、民间艺人、僧人道士等民间信仰仪式的主持人等，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大部分都是普通民众。他们留下的一些文字，如族谱、民间文书（特别是民间水利文书等）、民间戏文、碑刻等，直接间接地留存了一些环境信息，也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感知与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与此相类、然未必形成文字的一些民谣，也提供了较多的有关环境与人地关系的信息，如湖北仙桃、洪湖一带的民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要是一年收，狗子也吃糯米粥”，就形象地描述了江汉平原腹地洪涝灾害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理清文献中有关环境与人地关系的记载出自何种类型的人或群体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而分析他们观察地理环境的出发点、视野及其目的，对其记载的可信程度做出判断，然后考察他们的观察结果和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真实情况。显然，为了弄清所关注地区的往日状况，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当时当地人的眼睛，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毕竟是“他者”的眼睛。换言之，我们赖以试图“复原”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根据，并不是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过程的事实本身，而是“当时当地人”通过他们的眼睛和感知留存下来的记录。我们主要依靠这些不完全可靠的记录来试图描述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重建”人地关系的过程，在方法论上即存在着可疑之处。为了尽可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偏颇或错误认识，我们必须综合分析对于同一环境的多重观察以及对同一环境下人地关系的多重认识，比较各种观察与认识的侧重或正误，加以系统综合，然后才能得出相对全面、比较切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就是建立在综合“理解”基础之上的“判断”。
    最后，才是研究者的“评判”。我们对历史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做出描述与评判，实际上是立足于现代科学观念的、对古代环境与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重构”。我们知道，相同的经验性资料（即使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或在特定文化中不同阶层、不同思想背景的人们，排列成不同的模式，并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对上述不同类型的人留下的有关同一环境下人地关系的记录和认识的分析与排列，本身就隐含着强烈的主观性--所谓“现代科学观念”，严格地说，不过是研究者“主观认定”或“主观假设”的“现代科学观念”。因此，无论怎样的评判，都只是程度不同的主观性评判；立足于现代科学观念的评判，当然具有现代的、科学的意义，但却并不必然具有古代的、民众生活的意义。如何使我们对历史环境、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评判，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的意义，又能尽可能地切合历史时期人们源于地方独特经验的认识，将是我们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摸索的问题。
    注释：
    [1] 有关明清时期边疆地区、山区与内地平原湖区（如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江汉一洞庭湖平原）之经济开发及其环境变迁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多，此处从略。尽管由于研究区域之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特点有着诸多差异，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遵循着如下的研究理路：概述研究区域之自然地理状况一考定政区沿革一考察人口增长的过程，特别注意移民的进入一研究土地垦殖（耕地的增加）、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作物种植、产量）以及农田水利的兴修，特别注意一些特殊事项，如堤防、垸田的研究一探讨农业经济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注意其负面影响，如森林破坏、湖泊萎缩、水系紊乱、水土流失加重、土壤退化、水旱灾害加剧等一分析环境恶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如经济衰退、人口增长放缓乃至下降、产量下降等一最后总结区域人地关系及其演变的特点，指明历史教训的重要性（部分研究者强调气候变化等因素，也会涉及商品经济与市镇的发展）。
    [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之“人地关系论”（第350～351页）、“适应论”（第383～384页）等条；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之“人地关系论”（第469页）、“地理环境决定论”（第27～28页）等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受威胁的未来”（第31～51页）；王恩涌：《“人地关系”的思考--从“环境决定论”到“和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等等。
    [3]周光召：《〈人与自然研究丛书〉总序》，见黄鼎成、王毅、康晓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有的研究者直截了当地将人地关系的演进表述为：“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的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过程。”参阅黄鼎成等《人与自然关系导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81页。
    [5]正因为如此，人地关系演变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开发史、环境变迁史、灾害史研究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有关研究者也特别强调此类研究的现实意义。
    [6] 我们绝无意于否定“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而只是注意到它可能隐含着影响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因素。实际上，我们认同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学术研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充分认识并尽力避免它所隐含的主观性可能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我们更无意于否定学术界有关区域人地关系演进史的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些研究充分揭示了各个区域人地关系及其演进的特点，展现了人地关系的多样性，丰富了人地关系的内涵，但有关研究理路的雷同却也无可避免地证明了这一研究预设的存在及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