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在卜辞中，就有很多在大旱时节杀人以殉、祈求降雨的记载，有时甚至要焚烧女性巫觋来求雨。参阅裘锡圭的《说卜辞的焚巫尫与作土龙》，见《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6页。
    [36]参阅艾兰《〈尚书〉一段散佚篇章中的旱灾、人祭和天命》，见所著《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68页。
    [37]人口密度固然是考察人地关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简单地将人口密度的高低与人地关系紧张与否相应起来，看来也是不正确的。这里不仅需要考虑土地承载力（资源条件）、人类利用土地的能力（生活力状况）等因素，还需要考虑到因人口过少而引起的人地关系的紧张状况。
    [38]许多研究表明：晚新世末次冰期的降温事件使人类的食物来源匮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古老的平衡关系，促使人类的食物结构多样化，并开始驯化粟、黍、稻等谷物，从而导致了农业的起源。换言之，农业的起源正是在人地关系失衡的前提下发生的。
    [39]参阅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7页。
    [40]自然崇拜的逐步衰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神秘与敬畏感的日渐淡薄。将《隋书·地理志·荆州》后叙有关荆州风俗的记载与《汉书·地理志》相比较，可以发现“信巫鬼，重淫祠”的地区在逐步缩小，自然崇拜减退的地区正是襄阳、南郡、舂陵等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41]比如，在华北地区，旱蝗向来是最大的灾害，故祭祀蝗虫的八蜡庙就颇为普遍（参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58页）。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水灾是最重要的自然灾害，所以水神崇拜即比较普遍，参阅朱海滨《浙江地方神信仰的区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2]参阅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4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44]前揭《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05页。
    [45] W.W.Wooldridge.“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in H.C.Darby ed.,A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 1800.Cambridge,1936,pp.88-132.参阅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2页。
    [46] J.K.Wright.“Terrae Incognitae: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7,Vo1.37,No.1,pp.1-15.转引自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102页。
    [47] H.R.Merms.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Chapel Hill:1964;“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Early Amenrica:Images and Image-maker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Geographical Review,1969,Vo1.59,pp.530-556.参见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