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最著名的人地关系指标体系是泰勒·米勒于1990年提出的“三要素模式”，他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1）人口数量；（2）人均消耗的单位资源数量；（3）平均单位资源消耗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根据三个要素的不同权重，可以分出两种人地关系模式：人口过剩模式（people overpopulation）和人口消费过度模式（consummation overpopulation）。见泰勒·米勒《生存在环境中》（Tyler Miller.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6/th edition.We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Belmont,California,1990）。显然，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将这一指标体系运用于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中有很大的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说这个指标体系本身也受到广泛的批评）。至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各种指标，如净经济福利指数（Net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性生产总值（Gross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等，更缺乏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8] 这些指标当然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干扰与破坏，但是，这些因素到底达到怎样的程度，就标志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了破坏而最终失去了平衡？受历史资料的限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困难的。换言之，气候异常、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水旱灾害，等等，自古以来就存在，只不过不同时期在量上存在着差别，究竟达到怎样的量（且不说对这个量的衡量存在困难）即表明已经达到了平衡的临界面？而且，像气候异常、水旱灾害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本身变化的结果，如何判断其中的一些现象是由于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凡此，在目前的研究中均未加细致的讨论。
    [9]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中气候、灾害资料的真实性及其辨析问题，前人已有较多讨论。参阅龚高法、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建民等《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87页；邹逸麟、张修桂《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
    [10]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11]关于陈寅恪所提出的“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论意义，请参阅刘梦溪的《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213页。
    [12]参阅高乐杰、斯第明森《空间行为：一种地理学考察》（R.G.Golledge,R.J.Stimson.Spatial Behavior:A Geography Perspective.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7）；佛特《激进地理学：关于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J.R.Feet.Radical Geography: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Chicago:Maaroufa,1977）；艾什金《地理学中的当代人文主义》（J.N.Entrikin.Contemporary Humanism in Geography），见《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6,66:615-632），以及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见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1976,66:266-276；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13]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4]参阅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章“行为地理学”，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2-216页。另请参阅阙维民《现代西方历史环境研究简述》，《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4页，以及前揭《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第267～288页。
    [15] 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7页。
    [16]显然，这种思路源于自然科学，实际上是要在人地关系研究中追求与自然科学中那样的规律。参阅前揭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
    [17]参阅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18]参阅王爱民、缪磊磊《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的理论述评》，《地理科学进展》第15卷第4期（2000年8月）。
    [19]关于“环境重建”及其研究方法，请参阅前揭阙维民《现代西方历史环境研究简述》，第242～245页；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与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54页。
    [20]如嘉靖《沔阳志》卷八《河防》记云：“成化甲午弘治庚申水大涨，正德丙子复涨，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堤防悉沉于渊，民浅者为栈，深者为巢。飘风剧雨，长波巨涛，烟火断绝，哀号相闻，湛溺死者动以千数。”其中的感性色彩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
    [21] 关于这一点，前揭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第273～275页引用Roger A.Winsor在Environmental Imagery of the Wet Prairie of East Central Illinois,1820-1920（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87,13:375-397）中的有关研究，作了辨析。另请参阅拉尔夫·亨利·布朗《美国历史地理》，秦士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5页。
    [22]普林斯：《过去世界的真实、想象与抽象》（H.C.Prince.Real,Imagined and Abstract Worlds of the Past.In C.Board et al.（eds.）。Progress in Geography 3,London:Edward Arnold,pp.1-86），转引自前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222页。
    [23]参阅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0～281页；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18页。
    [24]高乐杰、托马门斯：《地理学与规划中的行为模式》（R.G.Golledge,H.Timmermans.Behavioural Modelling in Geography and Planning.London:Groom Helm,1988）。高乐杰明确指出：行为主义地理学所关注的环境不是指客观的环境，而是人的决策与行为发生的场所（第26页）。而P.R.Gould则指出：个体行动的环境是他所察觉的环境，它“可能与真实世界的实际性质有显著的不同”。转引自前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209页。
    [25]在这一认识下，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阶层或社会群体对于所处环境的感知及其人地关系观念的演变，乃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如士绅阶层的人地关系观念，民间信仰所反映的人地关系观念等，都是很好的选题。而对这些选题的深入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人地关系研究的内涵。
    [26]实际上，人地关系研究中对某种“主观”方法的需要很早就得到承认了。S.W.Wooldridge声称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力图通过农夫的眼睛来观察农村（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In H.C.Darby ed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15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Ralph Brown关于1810年美国东海岸地区的经典历史地理学著作，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居民Thomas Keystone的眼睛来描述的（Mirror for Americans:Likeness of the Eastern Seaboard 1810,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3）。
    [27]这里所提出的看法显然只是一些粗略的设想，要证实这些设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实证研究。当然，研究的结果也可能完全推翻这些设想。
    [28]参阅陆巍等《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
    [29]参阅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见《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24页。
    [30] 《礼记·礼运》，《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16页。
    [31] 《韩非子》卷十九《五蠹》，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183页。
    [32] 《尚书·尧典》，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22页。
    [33]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232页。
    [34]关于这一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参阅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许多人类学著作均指出：原始人普遍依赖自然界，依赖季节的更替、及时的雨水、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按照他们的想法，除非举行祭祀和仪式，否则这些现象是不会出现的。因此，在原始宗教的各种祈祷（如求雨）仪式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自然的畏惧。布留尔曾经引用一位年老的爱斯基摩巫医的话，“我们不是相信，而是害怕”（第22页），说明原始人几乎一直生活在惊恐和畏惧的状态中--他们不仅惧怕疾病与死亡，也畏惧洪水、干旱、风暴等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