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夏社会形态研究的简单回顾
    西夏社会形态问题，是治西夏史者都要科学地加以认识的问题，因为它是准确地把握西夏历史上所有重要事件和变革的实质的前提。有关西夏的研究，在本世纪初叶仅限于西夏文字的破译、西夏语音的构拟和西夏语法的探索，时人称之为“西夏学”。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率先将“西夏学”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历史领域。我国学者亦有著文讨论西夏社会历史者，即涉及西夏社会形态问题。80年代初，西夏社会形态问题，在一些论著中又被提出来加以探讨。概括论者意见，不外两种：一种认为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其代表者有金宝祥、陈炳应、李范文等先生；一种认为西夏经过奴隶制阶段，其代表者有吴天墀、蔡美彪等先生。而吴、蔡二先生在分期问题上又略有不同意见。可惜这一讨论因文献有缺未能深入进行。1994年，漆侠、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注：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问世，对西夏社会形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一是他们注意从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上阐述西夏社会形态的演进，比过分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作用好一些；二是他们提出“奴隶制和封建制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比把“奴隶制”与“封建制”如刀切斧断地截然分开的观点多了些辩证的色彩。另外，两位先生对有关的汉文资料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少数地方引用了李仲三先生的汉译本《西夏法典》，论析比较深入。但两位先生仍然不免受到文献不足的限制。他们的论著发表时，还未见到史金波等三位教授直接由西夏文原版翻译成汉文的《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注：即《西夏法典》（以下简称《律令》），史金波等译，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律令》）。李仲三先生的译本是由前苏联克恰诺夫教授的俄译本转译的，而且只有前七章；史金波等先生把现存西夏文本《律令》的全部内容直接译成汉文。笔者主要根据这一最新译本，对漆、乔二先生的新说作补充论证，并对二位先生论著中的某些提法进行商榷。
    二、《律令》修订和颁行的年代考察
    《律令》是一部综合性法典，和我国古代历朝律书一样，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刑法，而颇多地涉及西夏国家行政机构、职官建置，军事、边防、田制、赋役、工商、债务、宗教、婚姻等方面的法规。全书20卷，通计1463条律文，原本卷一六全佚，其他各卷亦有律文、字句残缺者。
    关于《律令》颁行的年代，已有学者撰文认为在夏仁宗仁孝即位不久的天盛初期，权臣任得敬开始分国阴谋之前。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刘菊湘同志近期研究认为，《律令》颁行于仁孝改年号天盛为乾祐之后，其时，任得敬已经伏诛。笔者赞同她的看法。主要理由是：第一，天盛元年，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自后专权逾二十年，曾于天盛十一年晋爵楚王。而《律令》卷一○《司序行文门》关于皇帝之子位名的律文规定：“皇太子之弟者，长成陞时，国王、三公、诸王等应得何位名，依时节朝廷分别实行。”下文又有“皇帝、皇太子、诸王等之师名”，诸王之师号曰“忠师”等等。据此可知西夏皇子长成皆封王号或赐三公之位号，为诸王置师傅。这是皇族嵬名氏男性成员才能享受的特权。任得敬封王与此律文精神不符，故《律令》修成必在任氏伏诛之后。第二，《律令》卷五《发放铠甲武器门》规定，有战具的各部类机构中有“钱监院”，而史载“钱监院”设于天盛十年。这就排除了《律令》成书于天盛初的说法。第三，按照《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的规定，中书、枢密在宫城东门以内，摄智门（内门）以外当值，正与《宋史·夏国传》所载“移置中书、枢密于内门外”相符。《宋史·夏国传》系此事于绍兴三十二年，即西夏天盛十四年。由此可证《律令》之修，必在天盛十四年之后。第四，自天盛十四年到乾祐元年（天盛共二十一年）八月任得敬伏诛前，正是任氏分国活动猖獗之时，西夏国祚不宁，根本无条件大修律法。任氏集团被消灭，仁孝也正值盛年，将欲整肃朝纲，除旧布新，改旧律而定新令，恰逢其时。所以《律令》的颁行当在乾祐年间。而《律令》之名前面冠以“天盛”年号者，疑天盛年间，本有旧律行用，今修订而成新律。《颁律表》有云：“比较旧新律令，见有不明疑碍，顺众民而取长义，一共成为二十卷”，可为天盛年间本有旧律令之佐证。据此，《律令》全名意译，作《天盛旧律改定新律令》似较为妥帖。
    《律令》颁行年代的确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迄今为止，对于西夏社会形态无论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仁孝在位时期，西夏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笔者认为这个变化就是西夏社会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这时期，西夏对外战争稀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正是西夏社会生产关系转换，上层建筑得到某些调整适应了这种转换的结果。仁孝是一位守成令主，又对朝政多所革新，而他的新政在结束任得敬专权之后才得以顺利推行，《律令》所反映的正是西夏社会的过渡完成之后的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局面。夏仁宗仁孝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最初的十年，国中多事。先有宿将萧合达的叛乱，继有金降将慕洧的复叛，叛臣甫戢而“诸州盗起”（注：《西夏书事》卷三五大庆四年秋七月条。）。任得敬以外戚加“戡乱”之功，渐握政柄，到天盛八年为国相，“政由己出”（注：《宋史·夏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仁孝的新政就难以推行了。任氏蓄意笼络党项强族阴谋篡国，自然形成西夏社会进步的阻力。如晋王察哥，曾引任得敬入朝，自己“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注：《西夏书事》卷三六天盛八年夏四月，北平文奎堂影印小岘山房刻本，下同。）。这显然是奴隶制时代强宗家长靠掠夺聚积财富的遗风。其时，西夏“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注：《西夏书事》卷三七天盛十五年夏五月。）。如果《律令》修订于天盛初年，其所反映的西夏社会就不是那样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