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宗族势力是封建化进程的障碍
    西夏国家政权机构脱胎于氏族宗族组织。在其立国的二百年中，宗族对于西夏社会有着强大的支配力量。这一点，西夏和辽、金有所不同。契丹人建立辽朝，宗族组织逐渐转化为国家地方政权；女真人建立金朝，特别是灭北宋后，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猛安谋克组织趋于瓦解。辽用南、北两面官制的过渡办法，逐渐推行汉官制，把属于北面官系统的各部族首领变成朝廷行政官员；金也全面推行汉官制，逐渐割断国家政权的构成与女真人血缘组织的联系。它们都积极仿唐、宋科举取士之制，终于用封建的官僚制度取代了依血缘亲疏为权力等级分配原则的奴隶制时代的旧制度。西夏的宗族组织始终牢固地存在着，由强宗大姓世袭官、职、军始终是西夏政权结构的主要方式。史载夏仁宗仁孝在位初期，曾策试举人，立唱名法（注：《宋史·夏国传》系于天盛元年；《西夏纪》、《西夏纪事》系于人庆四年，二书均据《宋史》而年代有异，当考。），是为西夏科举取士之始，时距西夏建国已110年。此后可能是宗族首领袭官与科举任官二制并行，而秉钧执要的重臣则以非科举出身的蕃人为主。检阅《西夏书事》，这一时期的聘金使人，有许多是翰林学士衔。按照唐、宋制度，翰林学士必须是进士出身，推测这些使臣可能为西夏科举所取士人。文献中不见西夏有进士出身的地方官，而有许多翰林学士。笔者以为，西夏虽行科举取士，但宗族世袭之制未改，尤其地方行政权力，把持在宗族家长手中，必然和取士任官相抵触。中央军政要职更为皇族及其姻族等贵族所把持。这也是翰林学士很少进入高层统治集团核心的原因。西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始立翰林学士院，其职能主要不过为聚名儒、选翰墨以充皇帝近侍而已。非如科举制发达的唐、宋，翰林院地位清要，是储相之所。取士任官与宗族世袭不相容，推行必然受阻。仁孝立唱名法和翰林院之时，正是任得敬阴谋篡权分国之日。任得敬为取得党项宗族的支持，以汉人而反对兴学校，行汉礼，自然也反对取士任官。仁孝之后，宗室废立频仍，国中多事，无暇也无力行新制，改旧制。宗族政治势力依然强大，封建官僚制度也不能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在《律令》中，我们但见严格的宗族世袭官、军、职的制度，不见科举取士的新局面。
    西夏王朝始终未改变中央与各部酋帅分割武装力量的格局，可证之于《律令》的有关律文。如卷六《行监溜首领舍监等派遣门》第1条：
    诸首领所领军数不算空缺，实有六十抄以上者，掌军首领可与成年儿孙共议，依自愿分拨同姓类三十抄给予。
    这里的“掌军首领”就是宗族家长，与之“共议”的儿孙指宗族成员。多于定数的抄不能分予外姓宗族，这一规定是明确而严格的。再如第3、4条：
    盈能副溜有应派遣时，监军司大人应亲自按所属同院溜顺序，于各首领处遴选。
    有各步马行监缺额应遣代替时，当于本□□院队溜上有溜首领处遴选，……
    每一宗族的军队谓之一溜，又称种落兵。盈能和行监是相当于每溜之副首领和首领。法律规定，这些掌军之人都要由宗族首领中产生。宋人早知党项宗族各有种落兵，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就说：“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庆历元年五月条。）
    西夏军队的基层编制，最小单位叫“抄”。“男年十五以上为丁，有二丁者，取正军一人、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使也。”这是宋人曾巩在《隆平集》中的说法，其中对“负担”的解释恐不十分准确。“负担”与“正军”同为一家庭中的成丁，可能是辅助作战人员。从《律令》中的某些内容看，正军随带有自己家中的使军（同奴仆）在军营中服伺自己，有时使军的妻室也入军营服杂役。
    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兵员的征集，战斗单位的组建出自党项家庭，抄和溜的管理不出宗族。《律令》规定，官爵、军职以及入抄的资格，都须大姓世袭。卷一○《得续官军敕门》第1条载：
    国内官、军、抄等子孙中，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官、军、抄当赐大姓，大姓情愿，则允许于共抄不共抄中赐亲父、亲伯叔、亲兄弟、亲侄、亲孙等五种。
    这里“官”指爵级。《律令》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即指以爵抵罪。由此门律文可看出，西夏至少有二十等爵。官、军、抄的承袭顺序完全按照五等丧服顺序，尤其是正军，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卷六《抄分合除籍门》第5条载：
    诸种大小臣僚、待命者、军卒、独诱等，正军有死、老、病弱时，以其儿子长门者为继抄。若为幼门，则当为抄宿。辅主（候补正军）强，正军未长大，当以此代为正军。待彼长成，则本人掌职。
    这些严格的法律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保障党项宗族，首先是强宗大姓掌握武装力量，并世袭垄断官爵和军职。
    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看，西夏立国不得不依靠党项强宗大姓的支持。以他们为代表的党项宗族势力正是西夏封建化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