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元昊建国是奴隶制政权正式形成的标志
    本文前面已经论述过：《律令》所反映的西夏后期社会生产关系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这正是西夏社会经历过奴隶制的证明。以下再略事申说，以就正于方家。
    凡谈到党项、西夏社会形态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党项族内徙前后已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父权家长制社会。至于父权家长制社会经历了多久，似乎没有人考究。中国历史文献自《隋书》开始，明确记载党项族的活动，即见其首领拓拔宁丛之名。嗣后，两唐书有拓拔赤辞、拓拔思头、拓拔细豆、拓拔朝光、拓拔戎德、拓拔乞梅等，其他姓氏的首领有细封步赖、野利秃罗等。而细封、野利，诸史皆明言其为党项大姓。唯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云“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拔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谓此拓拔系鲜卑拓拔而非党项。究竟何是，当考。由诸史记载党项族首领的姓氏多为拓拔氏，而间或出现细封、步赖等大姓的事实看，早在隋朝以前，党项族的部落组织已结束了民主选举制，而为世选制所取代。世选即以选举的形式，从同一氏族或家庭中推出部落联盟长和军事首领。世选的惯例不可避免地很快就会成为事实上的世袭制。如拓拔氏世代为众部落之酋，直到公元1038年建夏国，改姓嵬名，为皇族。如从隋朝建立的公元581年算起，到西夏建国，党项部落首领的世选和世袭制经历了将近460年。笔者初步认为，在这460年间，党项社会完成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它进入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按其社会演进的自然过程，必定是奴隶社会。
    当部落首领的产生由选举方式变为世袭的时候，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阶级的萌芽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因为在某些家族居于特殊地位，拥有很大的权力的时候，它才能够推翻选举制，由一家垄断首领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小小家族首领及其血缘近亲的私有财产会迅速增加，阶级剥削不可避免地出现和存在了。首领家族剥削的对象除自己的部落民之外，还有外氏族或部落的人，在当时，他们主要是战争中被俘掠的生口或敌军。在党项各部落中间，“俗尚武力”，“不事产业，好为盗窃”（注：分见《旧唐书·党项传》；《五代会要·党项羌传》。）的风气几乎始终盛行，这就为党项家庭蓄养战俘奴隶创造了条件。前面征引《律令》卷七“我方人将敌人强力捕获已为使军、奴仆”之语，正是党项家长奴隶制早已形成的反映。家长奴隶制是在氏族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父权家族公社中家长的权力除了对家族公社的经济与财产有“绝对”所有权，还包括“对于子女和更远的后裔以及奴隶和仆役操有生杀之权”（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页。）。《律令》中所反映的党项家庭中家长对于子女和使军、奴仆虽不能随意杀死，但对他们的人身支配和人身占有权力是很大的，这正是西夏社会由家长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农奴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党项族自内徙后，其家长奴隶制大约经历了二三百年。到唐末拓拔思恭受封定难军节度使，标志着国家形态的初步形成：它开始有了领土范围，即拓拔氏世袭领地夏、绥、银、宥、静五州；有了职业军队。《新唐书·逆臣黄巢传》载，中和二年“七月，……拓拔思恭以锐士万八千赴难”。“锐士”即精兵，一个部落不会有这么多精兵，必是由拓拔氏统领的脱离本部落的职业武士集团。此后，诸史记载夏州政权出境作战，或在境内进行的大战役，投入兵力常有三四万骑左右。一个节度使衙门，加上这样的暴力工具，便是国家机器的雏形。不言而喻，党项族已迈进阶级社会的门槛了。夏州政权在家长奴隶主们的利益驱动下，频繁地掠夺和扩张，不断地补充着战俘奴隶，因而不但家长奴隶制得到发展，国家奴隶制也有条件得到发展。在具有国家职能的割据政权的战争政策之下，仗只能越打越大。到元昊建国前后，西夏武力达到极盛，战争规模也空前扩大，掠夺的财富和生口也急剧增加。这些被俘掠的生口，有的成为党项家庭中的使军、奴仆，而大量地成为国家奴隶。如《宋史·夏国传下》所载，夏军在战争中“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若脆怯无他伎者，迁河外耕作，或以守肃州”。这里“耕作”者为西夏国家农业奴隶；“守肃州”者和发配戍边的罪徒一样，也是奴隶。当然，随着西夏社会生产方式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些“奴隶”也逐渐变成依附农或其他行业的依附民。不过，他们已是那些奴隶们的后裔了。
    一般说来，在奴隶的人数能够不断得到补充甚或增加的情况下，奴隶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所以，笔者以为，元昊称帝并不等于西夏封建的国家制度的建成，而是西夏奴隶制国家政权组织的正式形成。因为后一种制度才和西夏空前兴盛的奴隶制相适应。关于这一点，目前虽缺乏直接地反映当时西夏社会财产关系的材料，但从一些文献所反映的当时西夏社会的实际状况，多少可以折射出当时“物质的生活关系”。首先，长期、频繁的对外战争是西夏历史的显著特点，而依靠掠夺来扩大私有财产，是党项贵族和宗族奴隶主们一贯的战争目的。我们不能把战争目的理解为战争发动者纯粹个人的动机。这动机的背后则隐藏着由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对西夏贵族和党项宗族家长们来说，是他们开辟和增加奴隶来源以进行奴隶制生产的需要。如果说，封建制剥削方式是一种经济手段，不一定要暴力强制的话，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则离不开暴力--暴力掠夺生产者和强制生产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仁宗宝元二年九月条记载元昊对其父德明的一段话是值得寻味的：
    （元昊）常劝德明勿事中朝，且谓所得俸赐只以自归，吾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干戈，杜绝朝贡，恻恣行探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问恤。
    又，同书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载元昊对德明语亦颇耐玩味：
    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主，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元昊的言论赤裸裸地表白了党项贵族和宗族奴隶主的经济利益对战争的驱动作用--不掠夺则“财用不足”，无以守邦；又反映了当时党项各部仍以畜牧为主，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以衣毛皮，事畜牧为便，不须与宋交换更多种类的物资。不少学者认为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社会进入封建制阶段。他们所引据的直接反映其生产关系的史料，除了西夏早期行屯田以外，其余大部分史料产生于西夏后期。稍早一点的被用来作为封建生产关系存在的实证材料“官作四户”，则出自刻成于公元1095年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时距元昊建国已近六十年。另一条被多人反复引证的材料是《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证据，可惜不能说明元昊建国时的生产关系。还有的论者根据元昊设官分职多仿宋制的事实，认为元昊建立的是封建国家制度。这是缺乏说服力的。西夏制度和文化远比宋朝落后，建国伊始，借用宋朝署衙职名是很自然的。但是，名实未必相符。正如党项酋帅历来多受中原王朝“都督”、“刺史”等封号，其实他只是部落长，多半还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里。其实，能够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国家机构莫过于三省六部制的文官体制，这在唐宋王朝行之已久，元昊并未采用。他在实行封建的官僚制度方面，并无建树。元昊称帝后建立的军事制度倒是和党项的宗族家长制社会组织相适应。元昊所设立的军事领导机构：枢密院、统军司、监军司，所授予贵戚豪右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等重要军职，一方面是奴隶制国家集中军事权力的需要，一方面又是为了满足党项强宗大姓同中央分割武装力量的要求，再加上全民皆兵之制，使国家政权成为一架战争机器。在党项贵族和宗族家长奴隶主利益的驱动下，这架战争机器为奴隶制的存在和发展开辟道路是顺理成章的。西夏军事化的国家体制和宗族部落组织的始终存在无疑会延缓西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到了仁孝在位时期，约有半个世纪，西夏对外战争稀少，战俘奴隶来源萎缩，奴隶制才衰落下去，封建制才居于主导地位。这时期西夏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关系”被忠实地，但不完整地反映在《律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