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放条件下的世界格局观和系统发展观
    在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重商思想揭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和世界的真实格局。相比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论者已深刻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柯来泰所谓“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12]实借“通商”揭出整个世界正在拉开的全球化大幕。“此端既开，断难再塞……从兹四海通商，遂将一成不变也。”[13]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而中国亦不可独善其身，重商思想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求变的思路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西方列强借“通商”而主导世界，中国在被边缘化的同时面临着因列强经济侵渗而陷于“灭国无形”的险境。“利权”不断丧失而唤起的主权意识觉醒，经济竞争而激发的经济民族主义，使重商思想表现出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独立意志。其间，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兴起的“商战”思潮，在重商语境下道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根本诉求--实现富强的道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商战论者将当时世界格局比作“战国之局”，则进一步说明中国欲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险恶环境与严峻挑战。类似于战国时代，当世界秩序决定于国家实力和霸权之时，论者还看到了世界的不平等。郑观应指出：“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14]
    王韬亦有谓：“海外万国……大制小，强凌弱……虽有公法，徒为具文。”[15]他们认识到落后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更为深层次的矛盾--发达国家可据其强势地位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规则，使落后国被锁定在贫弱状态。郑观应和王韬已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视角触摸到普雷维什的“中心一外围”理论：中心国家“使用这些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中心国家作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该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有利的决定”。[16]清季中国被费正清所谓“条约制度”所绑缚，这激发起重商论者对关税自主、关税保护、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军事强国等一系列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世界潮流，如何既通商开放又保持经济独立而不受制于外人，重商思想留下了发展经济学至今仍需严肃思考的一项重大问题。
    重商思想在以“商务”、“商战”、“商律”、“商政”、“商部”、“商学”、“商会”等为核心词的话语体系中，阐述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认识，重商论者并无畛域分明的专业分工，也无概念上的束缚。在一个缺乏现代经济学理论素养的知识背景下，基于社会实践、中外现实的朴素观察与归纳，重商论者探究问题的广阔视角弥补了深度的不足。
    在产业论中，这种系统模式体现为一种农工商协调发展观。薛福成强调：“大抵通商之要，不外四端：日培物产，工制造，精仿造，广流通。”[17]陈炽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体在工”。[18]这些表达显然是在重商观念下道出了“重工”和“重农”以及三者的紧密关联。重商论者这种经济发展思想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价值。
    首先，重商思想中的重工论开工业化思想之先河，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初步形成”。[19]在近代生产方式中，“重工”是“重商”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中外通商的背景下，论者在寻求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阻塞漏卮、挽回利权的对策时，已广泛讨论了进口替代、出口替代政策，而机器大生产则是有效实施这两项政策的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近代经济竞争中，因商而获利，必然会“倒逼”向需大幅提高效率的生产领域。“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20]由此再来看薛福成的“工实尚居商之先”、[22]郑观应的“农与商皆以工为枢纽”[21]显然已是水到渠成的表达。19世纪末，外国资本被允许在中国投资设厂，国人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看得更为清楚，从“实业振兴”到“棉铁主义”，“重工”逐渐从“重商”的话语体系中摆脱出来，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潮的兴起作出了思想准备。
    其次，重商思想并未从“重农抑商”走向“重商轻农”，重商与传统重农思想的融会促生了产业协调发展观，郑观应所谓“以农为经，以商为纬”[23]即是此种发展观的典型表达。特别地，重商思想孕育出的重工论也为中国绵延不绝的重农思想赋予“新农本”的内涵--多种经营、规模化、科技化、机械化、公司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成为论者讨论的主题。对于农业和其他新兴各业关系的认识，已有人预见到基于比较利益的农业人口转移趋势，陈炽有谓：“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馀裕。农民终年力作，催科峻急，不免饥寒，咸思舍耒远游，几有万一之获”，[24]这一分析已触及落后农业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他由此而提出以工促农、平衡各业收益的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劳动力困于田亩，陈炽估算了中国的失业人口，并与薛福成都认识到工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功能。[25]
    在重商论者看来，农业与工业可以协调发展。一方面，机器生产可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产业间的收益均衡；另一方面，农业部门又可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并可为外贸出口作出贡献，[26]这事实上已触及张培刚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农业国工业化》中所指出的农业部门对工业发展的“原料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27]清末民初，在张謇的“棉铁主义”中，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转化为“植棉一纺织”模式下的工农业良性互动。这些基于中国国情对农工二业“相生”与“统一”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已预示了张培刚先生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先生曾系统地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依存关系，指出农业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三十年来一直对’工业化‘采取了比较狭隘的概念，往往以为实行’工业化‘就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或不重视发展农业，把实行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看做是相互对立的，两者不能同时进行”。[28]由此看来，在清季民初，重商思想--棉铁主义已尝试探索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与方向，不可不谓为张培刚先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先驱。
    重商思想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一旦在传统经济思维模式中打开一个缺口，一个新观念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出另一个或一系列新观念，并最终形成一条互动链走向多条互动链的连锁式反应。而论者一旦从国家安全、发展战略高度提出“商战”论，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问题都纷纷成为重商的议题。道理很简单，对事实的观察只有把事实看作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才会得出更加深刻的见解。因此，重商思想借“商战论”逐渐将问题引向国家整体建设，其关注点已不局限于商业贸易，而有更为宏大的目标，即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整体转型，以自立的近代民族经济取代传统的农业经济。对此，郑观应曾有如下概括：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29]